田春达和郝东再次来到丘方成的宿舍。
田春达笑对丘方成说：“我们又来打扰你了，你可不要嫌烦呀。”
丘方成笑着回答：“怎么会呢？你们也是职责所在么。你们的敬业精神我是很敬佩的。”
田春达说：“我们这次来是想问问关于论文的事。”
“噢。”丘方成心想，警察还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们可真是敏锐呀。
“我们了解了，大家公认你研究能力强，学识水平和研究深度不在孙东园之下，甚至比他还要强。你完全可以不同孙东园合写论文，可为什么你近两年的论文都是与孙东园合写，而且你是第二撰稿人呢？有人还说，孙东园有的独立签名的论文也是你写的。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我还是向孙东园学到不少东西。我写论文时也得到他不少指点和帮助，他又是前辈，所以就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了。”
“一篇两篇可以，可篇篇都把他的名字放前面，甚至你写而让他独自签名发表，这就有些过分了，让人感到不正常。有人说，你好象是被孙东园‘绑架’了，成了他的劳力，是这样么？”
“我……”两年多来的辛酸苦辣涌上心头，丘方成有些情绪要失控了。他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趟卫生间。”说着他走了出去，进了卫生间。他洗了把脸，又站到窗前透气，以平息自己的情绪。
田春达和郝东在宿舍里聊起来，“他情绪好像有变化。”郝东说。
“嗯。不过，他是个很能自控的人，所以控制住了。”
“他说去上厕所，是为了平息情绪吧？”
田春达点点头：“可能。”他顺手拿起桌上摆着的一个泥人偶像，看着说：“这好像是绍兴泥人。”接着他看底座，有的匠人是在底座上刻上姓名和籍贯的。他一下看到底座上有一行墨水写的字：愿地久天长！他感到这五个字有些眼熟。问郝东：“你看看这几个字。”
郝东一看，说：“这字眼熟呀。”他想了一下说，“对，左兰在我们询问谈话笔录上的签名，字迹好像跟这相似。”
田春达迅速拿出手机，把泥人底座上的字拍了照，“我们回去对一对。”
这时丘方成回来了。
田春达在他坐好后，指着那个泥人偶像问他：“这是你到绍兴时买的纪念品么？”
“啊，是纪念品，是我的一个同事外出时买的，送给我的。”
田春达又言归正传：“你能解答一下我刚才提出的论文的问题么？”
丘方成平静地说：“我是出于对前辈的尊敬和虚心向前辈学习的想法，与孙东园老师合作论文的，可能有的论文我出的力多些，但我觉得还是把他名字放在前面好。我读研究生时，孙东园就给我上过课，他是我的师长呀。我怎么好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老师名字前面。”
听丘方成这样说，似乎也有些道理，但田春达还是感到此事不正常，有问题。但现在不好再谈这件事了，田春达决定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说。
11
田春达与郝东回到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一组，将拍照的泥人底座上的字迹与左兰在询问笔录上的签名对比，基本认定是一个人的笔迹。他们又找笔迹专家鉴定，专家说百分之八十可以认定是一人的笔迹，可左兰的签名字数少，只“我同意上述笔录。左兰”几个字。专家说最好再取得左兰一些笔迹，那样就鉴定得更确定，更准确了。
田春达对郝东说：“如果泥人底座上的字确实是左兰写的，那就很有深意了。”
郝东点点头：“是啊，‘愿天长地久’，这好象是给情人写的。”
田春达说：“我们还得找左兰谈谈，问一问孙东园和丘方成合写论文的事，还有泥人偶像的事。”
郝东点点头。
田春达又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应该先同孙东园离婚的前妻谈谈，她可能会了了解些情况，然后再找左兰。”
“这样好。”郝东同意。
孙东园的前妻于敏在市文化局工作，是个处长。田春达和郝东在市文化局办公楼里见到于敏，她已经年近半百，虽然染了头发，可还是露出了些许白发。她将两位刑警引进了会议室，请他们坐下，又给他们倒上茶水。
田春达接过水杯，说了声“谢谢！”，然后问道：“孙东园出了事，你知道了吧？”
于敏微微点头：“知道了。”
“你知道他有仇敌和不对付的人么？”
于敏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离婚？”
“嗯……”于敏似乎有难言之隐。
“我们本不该问你的隐私。可为了破案，又不得不问，请原谅。”田春达道歉。但眼睛却盯着于敏，等着她回答。
于敏还是不说话。
“为了破案，请你帮助我们，我们会给你的回答保密的，请你放心。”田春达又诚恳地说。
郝东在一旁敲边鼓：“有时我们警察尽问一些让人尴尬，让人讨厌的问题，可也是没办法，职责所在呀，请你理解我们。”
见警察这样诚恳地说，于敏终于说话了：“你们这样说，让我不能不开口了。”
她开始述说:“孙东园在年轻时候还比较好。工作努力，苦心钻研，家庭生活也比较正常。到中年以后，他的名利心越来越重，热衷于钻营，又热心于交际、应酬，总是外出聚会、喝酒。研究、写论文的时间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胖。为了保持他副院长和正教授的身份，他有时就抄袭别人的论文，或者利用别人为他出力。我看不惯他这些做法，他就同我吵架，说我不懂现在社会。在家庭生活上，由于他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肥胖，又总酗酒，性能力越来越差。但他又总想显出男性雄风，渐渐的就有变态行为，把我弄得浑身是伤。我越反对，他就越变本加厉。我真是受不了了，就跟他离婚了。就是离婚后，我也感觉他照现在这样行事，早晚也得出事，果然……”
“你能想出最可能使他出事的人么？”田春达问。
“这我不好说。不过，他现在的年轻妻子能不能忍受他的变态，真是不好说呀。”
听了于敏的一番话，田春达似乎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有了更为明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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