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岱，字处仁，苏州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唐代中晚期（大历至贞元年间，史料记载其卒年五十，追赠礼部尚书），是盛唐转衰之际兼具才学与德望的儒臣典范。他出身农家却博通经籍，历任太常博士、给事中、史馆修撰等职，以精湛的礼学造诣、侍读东宫的帝师身份及谨慎自持的品格，在中唐政坛与学界留下深刻印记，其事迹被载入《旧唐书》《新唐书》，为后世所铭记。
徐岱的人生起点颇具传奇色彩，其家族世代以农耕为业，并无儒学传承的家学渊源，他的学识全凭自身勤奋钻研所得。少年时的徐岱便展现出过人的求知欲，潜心研读六经诸子，对各类典籍无不探其根本、究其要义，不仅学识渊博，更善于思辩论辩，凡有人请教疑难，他皆能对答如流，从未被问倒。这份扎实的学问功底，为他日后跻身朝堂、执掌礼仪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历年间（766—779），转运使刘晏巡查地方时，偶然发现徐岱的才学，深为赏识，随即上表朝廷举荐，徐岱由此被授予校书郎一职，正式踏入仕途。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栖筠同样钦佩其贤德与学问，特意下令将徐岱的故乡命名为“复礼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更成为嘉兴地区沿用至清末的乡名，足见其影响力 。
建中年间，徐岱迎来仕途的重要转折，礼仪使蒋镇因赏识其礼学专长，特荐其担任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为太常寺核心官职，专掌国家礼仪制度、祭祀典礼及礼制争议，需兼具深厚的经学素养与实践能力。徐岱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对各类礼仪细节反复推敲，确保朝廷祭祀、朝会等活动合乎古制又贴合时宜，其专业能力深受朝廷认可。恰逢唐德宗时期遭遇朱泚之乱，徐岱随驾前往奉天、兴元避难，途中依旧坚守职责，以膳部员外郎之职兼领太常博士，在流离之中保障礼仪制度的延续，展现出“乱世守礼”的儒者担当。
贞元初年，徐岱因学识渊博、品行端方，被擢升为水部郎中，同时兼任皇太子及舒王等皇子的侍读，成为帝师群体的核心成员。他在东宫讲学期间，既注重传授经史要义，又善于结合时政阐释儒家伦理，引导皇子明辨是非、涵养德行，其授课风格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深得德宗与太子的信任与恩宠，“承两宫恩顾，时无与比”。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参与麟德殿的儒、释、道三教论辩，与赵需、许孟容等名士共同主讲儒学，起初三派观点针锋相对，经徐岱等人条分缕析、以理服人，最终往往能达成共识、同归于善，其论辩才华与包容心态深得唐德宗赞赏，成为当时三教融合思潮中的重要推动者。
随着声誉日隆，徐岱历任司封郎中，后被破格擢升为给事中，加兼史馆修撰，依旧保留东宫侍读之职。给事中为门下省要职，掌审议封驳之权，可对朝廷诏令、百官奏章提出异议，是朝廷行政体系的重要监督环节；史馆修撰则负责编纂国史，需兼具史才与史德。身兼二职的徐岱，始终秉持“谨慎过甚”的原则，从未泄露宫中机密，也从不议论他人短处，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坚守底线，赢得了同僚的敬重。他还十分重视家族伦理，对于甥侄中的孤遗者，皆全力照料，为其操办婚嫁事宜，以实际行动践行儒家“亲亲”之道，时人对此多有称颂。不过史书中也记载其性格略带吝啬，家中仓库钥匙皆亲自执掌，不愿假手他人，这一细节为这位儒臣形象增添了几分真实与鲜活，避免了人物塑造的扁平化。
徐岱的一生，始终以儒学为立身之本，以礼学为行事之基。作为农家出身的读书人，他凭借自身努力打破阶层壁垒，成为中唐儒臣的代表；作为太常博士，他以专业能力维护国家礼仪秩序，为乱世中的朝廷注入文化向心力；作为帝师，他以经史教化皇子，传承儒家治国理念；作为朝臣，他谨慎自持、褒善扬恶，虽有性格瑕疵却不失君子之风。五十岁那年，徐岱病逝，唐德宗深感痛惜，特意赐帛绢作为丧葬费用，皇太子李诵亦赠绢百匹，朝廷追赠其礼部尚书，以表彰其一生对礼制建设与文教传承的功绩。
徐岱的着述流传至今者甚少，仅知其着有《奉天记》，记录了随驾奉天期间的见闻与感悟，是研究中唐战乱的重要史料之一。他的价值不在于开疆拓土或变法革新，而在于以一介儒臣的坚守，在盛唐气象不再的时代，守护着儒家文化与国家礼仪的根基。他“农家出大儒”的人生轨迹，彰显了科举时代寒门学子的上升通道；他“复礼乡”的荣誉象征，见证了儒学在地方社会的深远影响；他谨慎自持的为官之道，更为后世儒臣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徐岱的生平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岗位上诠释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其精神历经千年仍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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