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周密的可行性研究和计划
暮春的晨雾还未散尽，苏州河畔的“裕丰米行”已亮起油灯。陈掌柜蹲在码头上，指尖捏着刚从松江运来的稻穗——谷粒饱满却带着潮气，稻梗根部沾着青泥。账房先生抱着账本走来：“东家，今年太湖涝了三场，松江米价看涨，咱们要不要提前囤货？”他却掰下一粒米放在牙间咬开，望着河面上往来的漕船说：“先别急。派伙计去三个地方：一查常州米市的存粮，二问漕帮今年的水闸开闸时间，三算咱们库房的防潮成本——十年前囤霉米的教训，不能再犯。”
铜制的量斗在晨光中泛着冷光，映出陈掌柜袖口的补丁——那是三年前生意赔本时补的。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塞给他的《米商要览》，扉页上用朱笔写着：“货动先问，问清再算，算透才动——此为商道‘三不盲’。”
一、可行性研究：商道的“战前沙盘”
《孙子兵法·始计篇》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生意场如战场，周密的可行性研究，便是“庙算”的根基。春秋时陶朱公范蠡三致千金，每次创业必先做“五察”：察天时（气候对物产的影响）、察地利（商路是否通畅）、察人和（当地工匠技艺是否匹配）、察供需（目标市场缺什么）、察竞品（同行的强弱项）——他在定陶做畜牧生意前，曾花半年时间蹲守牲口市集，记录“马膘肥瘦与节气的关系”“牛价涨跌的周期规律”，最终总结出“夏收后买牛，冬雪前卖马”的盈利公式。
- 徽商的“商路测绘学”：明清徽商开辟“茶马古道”支线时，必派“前哨伙计”做三件事：第一，用罗盘绘制《山路坡度图》，标注“五里一歇脚，十里一补水”的节点；第二，记录沿途村寨的“物产互补性”（比如A村缺盐，b村多山货，可设中转站以物易物）；第三，暗访当地“地头蛇”势力，测算“护商成本”（是否需要雇佣镖师，或与地方乡绅结盟）。《歙县商谱》记载，某徽商为打通滇缅玉石商路，曾让儿子扮作马夫，随商队往返三趟，才画出精准的《缅北盗匪出没时辰图》——“看不懂险，便算不清利。”
- 胡雪岩的“药材可行性三问”：胡庆余堂采购贵重药材，必遵“三不进”原则：一不问清产地土壤性质（如长白山人参需“腐殖土厚三尺、年均温差二十度”的环境）不进，二不查证采药季节（如川贝母需“农历四月初雪未化时采挖，迟则浆散”）不进，三不算透“药效损耗率”（如麝香去壳后净重折损三成，需计入成本）不进。他常对药工说：“你以为抓的是药，实则算的是人命——算错一分，便是害人性命；算错一钱，便是毁了招牌。”
二、计划周密：把“可能”变成“可控”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过一个“运粮妙算”：宋军出征，需算“民夫背粮数”“每日行军耗粮数”“返程留粮数”，甚至精确到“牛骡驮粮与人力背粮的效率差”——看似繁琐的数字，实则是把“战场变量”转化为“可执行的计划”。商道亦如此，周密的计划，是给生意装一副“万向轮”：既能沿预设轨道前行，又能在坑洼处调整方向。
- 晋商“票号计划八步法”：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开设分号，必走八道程序：第一步，派“坐探”在目标城市住满三个月，记录“每日银钱流通量”“主要商号的结算习惯”；第二步，测算“建号成本”（房租、账房先生薪资、防伪印刷费用）；第三步，制定“客户分层计划”（先拉拢当地官员存银，再吸引商户汇兑）；第四步，设计“风险预案”（如遇挤兑，需几日从总号调银，调银路线是否安全）；第五步，明确“盈利周期”（预计半年内亏损，靠总号贴补，一年后实现收支平衡）；第六步，细化“人员分工”（大掌柜管客户，二掌柜管账，小伙计管跑腿，各有考核指标）；第七步，准备“应急密信”（遇战乱等突发情况，如何用暗语通知总号）；第八步，预留“机动资金”（占总投资的两成，专用于应对未测算到的变量）。这套流程写进《晋商票号经营章程》，被后世称为“商业计划的古代模板”。
- 现代企业的“古人智慧活用”：某新能源车企研发新车前，借鉴了“陶朱公五察法”，做了三个月的“市场沙盘推演”：模拟“原材料涨价10%”“补贴政策退坡20%”“竞品提前上市”三种极端情况，测算每种情况下的“成本红线”“售价浮动区间”“用户流失率”，甚至细化到“若某城市充电桩覆盖率低于预期，如何调整区域销售策略”——看似“过度谨慎”，却让企业在后来的行业洗牌中，因提前备好“低温电池技术预案”（应对北方市场充电桩冬季效率低的问题），抢占了20%的北方市场份额。
三、古今镜鉴：“拍脑袋”与“算清楚”的生死之别
《清稗类钞》记载过两个茶商的兴衰：乾隆年间，徽商汪氏与浙商吴氏同时涉足安化黑茶生意。汪氏凭“安化茶便宜，京城里人没见过，必赚”的直觉，匆匆囤了千担茶，却没算到“黑茶需踩压成砖，运输中易受潮霉变”“京城贵族嫌黑茶粗粝，更爱武夷岩茶”，最终血本无归；吴氏则派伙计在京城开了三个月“茶摊试销”，记录“买茶者多为漕运脚夫，喜黑茶耐泡、能解乏”，于是定制“小砖装黑茶”（方便携带），并与漕帮合作“随粮船带货”，三年后成了京城“黑茶大王”——差别只在：一个靠“感觉”，一个靠“算尽细节”。
- 胡雪岩的“失败警示”：胡雪岩晚年投资生丝贸易失败，根源在于“可行性研究的疏漏”：他算准了“垄断江浙生丝可逼洋商提价”，却没算到“意大利生丝丰收”“国内蚕病好转导致茧价下跌”“清政府向洋商借款需用生丝作抵押”等变量，更没制定“价格战持续半年以上”的资金储备计划——当洋商联合拒购，他的钱庄因囤丝占用大量资金，引发挤兑崩盘。临终前他留下“戒欺”遗训，后人却从他的账本里发现：这场豪赌，竟没有一份完整的《生丝市场风险评估报告》。
- 日本“住友商社”的中国学习：明治时期，住友家族在上海开设棉纱厂前，雇佣中国账房先生做了两年“市场测绘”：不仅测算“中国棉花产区的产量波动”“江南纺织女工的薪资水平”，还研究“中国士大夫对‘洋货’的抵触心理”，最终制定“本土化计划”：厂名用“裕民”，聘用中国举人做“形象大使”，甚至在棉纱包装上印《诗经》诗句——这些细节，全来自前期“可行性研究”中的“文化适配性分析”，让住友棉纱迅速打开江南市场，印证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商道应用。
四、周密计划的“落地密码”：把“大目标”拆成“小行动”
老茶楼上的掌柜们常说：“再好的算盘，也要落在算珠上；再好的计划，也要拆成手头的活。”徽州商人程春宇在《士商类要》中，把“可行性研究”和“计划制定”总结为“三步落地法”：
- 第一步：算“死账”（刚性成本与底线风险）：如开布庄，先算“门面租金（年纹银八十两）、伙计薪资（四人年共四十两）、首批进货（千匹布需二百两）”，得出“年流水需三百二十两以上才能保本”，再测算“当地布市年消费量是否达千五百匹”（若达标，可占20%份额，流水四百五十两，盈利安全）。
- 第二步：留“活口”（弹性空间与应急方案）：在总预算外留“两成机动银”，并预设“三大风险场景”——如“汛期商路阻断，布价上涨10%，则启动‘从邻省调货’预案，成本增加5%，但可保供货”；“当地突发瘟疫，消费力下降30%，则推出‘买布赠药’活动，用5%的利润换客流”。
- 第三步：分“细步”（把年度计划拆成季度、月度行动清单）：如“首月：搞定门面装修，签下两位固定织户；次月：印‘新庄开业，头十名买布者赠手帕’的传单，在市集散发；三月：记录客户反馈，调整进货品类（发现农家爱粗布，文人爱细绢，下次补货按‘粗七细三’比例）”——每个小步骤都有“责任人”“时间节点”“验收标准”，如同榫卯结构，环环相扣。
五、结语：在“算清楚”里，长出生意的根
暮色漫过苏州河时，陈掌柜的案头摆着三张纸：左边是《松江米质调研报告》（记着“今年稻穗虽大，但日照不足，出米率比去年低两成”），中间是《囤米成本测算表》（列明“仓储费每日三钱，防潮炭火费每日两钱，若囤百日，成本增加五两”），右边是《米价波动应急预案》（标注“若下月米价涨超一成，立即抛售三成；若跌，转做‘米糕批发’，对接城里的点心铺”）。
伙计望着密密麻麻的算草纸笑了：“东家，您这算得比账房先生还细。”陈掌柜却摸着《米商要览》的残页说：“当年我爹囤霉米破产，不是不懂行情，是没算透‘潮气对米质的影响’‘滞销时的转卖渠道’——生意场上，‘大概’‘差不多’就是催命符，只有把每个‘可能’都掰成‘能算’‘能防’‘能办’，这生意的根，才能扎进地里。”
窗外的漕船传来号子声，惊起几只停在米囤上的麻雀——它们扑棱棱飞向远处的粮仓，尾羽划过的弧线，像极了陈掌柜算草纸上的一道盈利曲线。原来所谓“周密的可行性研究和计划”，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计划书”，而是像老米商筛米般，把每个细节筛得干干净净：剔除杂质，称准分量，算透从“稻穗落地”到“米钱入柜”的每一步可能——如此，方能在商海的风浪里，把“不确定性”，熬成“稳稳的底气”。
就像此刻码头上的那堆稻穗，在陈掌柜眼里，早已不是“待囤的货”，而是“拆成了出米率、仓储费、转卖价”的数字拼图——当所有拼图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展现在眼前的，不是模糊的“生意愿景”，而是清晰可见的“可行之路”。这世上从来没有“天生能成”的生意，只有“算清楚、计划透、落地实”的人，才能让每一粒“可行性”的种子，在周密的土壤里，长出茁壮的苗，结出饱满的果。
铜油灯芯“噗”地跳了一下，映得《米商要览》扉页的“三不盲”朱字愈发鲜红——那是古人用无数次失败写成的警世句，却在千年后的暮色里，照亮了陈掌柜铺开的新计划账本：每一笔数字，都带着露水的重量；每一条预案，都藏着泥土的温度——原来最好的生意经，从来不是靠运气“赌赢”，而是靠“算尽人间烟火事”，让生意，真正扎根在“可触、可算、可行”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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