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戊午年）
春天二月甲辰日，皇帝前往仁寿宫。
高丽王高元率领一万多靺鞨人侵犯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了他们。皇帝听说后超级生气，乙巳日，任命汉王杨谅、王世积一同担任行军元帅，率领水陆大军三十万去攻打高丽。还让尚书左仆射高颎做汉王的长史，周罗睺担任水军总管。
延州刺史独孤陀有个婢女叫徐阿尼，信奉猫鬼，据说这猫鬼能被指使去杀人，还说每次杀人后，死者家里的财物就会偷偷转移到养猫鬼的人家里。正好独孤皇后和杨素的妻子郑氏都生病了，医生都说：“这是中了猫鬼的邪。”皇帝因为独孤陀是皇后同父异母的弟弟，独孤陀的妻子又是杨素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怀疑是独孤陀干的。于是让高颎等人一起彻查，结果真的查出来是独孤陀搞的鬼。皇帝气得不行，下令用牛车拉着独孤陀夫妻，准备赐他们死罪。独孤皇后为此三天没吃饭，为独孤陀求情说：“独孤陀要是危害国家和百姓，我肯定不会替他说话；但现在他是因为我才犯事，所以斗胆求陛下饶他一命。”独孤陀的弟弟司勋侍郎独孤整也到皇宫磕头哀求，最后皇帝免去独孤陀死罪，把他开除官籍，贬为平民，还让他妻子杨氏出家做尼姑。之前，有人状告自己母亲被猫鬼杀害，皇帝觉得这是妖言妄语，生气地把告状的人打发走了。到了这次事件后，皇帝下诏，凡是被举报养猫鬼的人家，都要严惩。
夏天四月辛亥日，皇帝下诏：“凡是养猫鬼、用蛊毒、搞厌媚等旁门左道的人家，统统流放到四方偏远之地。”
六月丙寅日，皇帝下诏，罢黜高丽王高元的官爵。汉王杨谅的军队开出临渝关后，赶上发大水，粮草运输跟不上，军中缺粮，又遭遇传染病。周罗睺从东莱渡海奔赴平壤城，也遇到大风，很多战船都被吹翻沉没。秋天九月己丑日，大军返回，士兵死了八九成。高丽王高元也吓得够呛，赶紧派使者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像粪土一样的臣子高元”，皇帝这才罢兵，还像以前一样对待高丽。
百济王扶余昌派使者来上表，请求为隋朝军队当向导去打高丽。皇帝下诏告诉百济使者：“高丽已经认罪，我也赦免他们了，没必要再去讨伐。”然后给了使者很丰厚的赏赐，把他送回去了。高丽知道了这事儿，就派兵去侵犯百济边境。
辛卯日，皇帝从仁寿宫回到京城。
冬天十一月癸未日，皇帝到南郊祭祀。
十二月，从京城到仁寿宫，一共修建了十二所行宫。
南宁的夷人爨玩又造反了。蜀王杨秀上奏说：“史万岁收了贿赂，放走贼人，才导致边境出现祸患。”皇帝责备史万岁，史万岁却抵赖不认。皇帝大怒，下令要斩了他。高颎和左卫大将军元旻等人坚决求情说：“史万岁雄才大略，超过常人，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效力，就算是古代的名将，也比不上他。”皇帝听了之后，气稍微消了点，就把史万岁开除官籍，贬为平民。
【内核解读】
开皇十八年的隋朝，在军事、宫廷、社会治理和边疆等方面都上演着复杂的戏码，这些事件折射出当时王朝的诸多面相。
军事上，高丽王率靺鞨之众侵扰辽西，引发隋朝三十万大军的讨伐。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因水潦导致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再加上疾疫流行，最终隋军损失惨重，死者十之八九。这一结果充分暴露了隋朝军事行动中对客观环境预估不足的问题，后勤保障体系在恶劣天气下不堪一击。而高丽王在隋军受挫后及时遣使谢罪，称 “辽东粪土臣元”，也展现了其审时度势的政治手腕，既避免了与隋朝的彻底决裂，又保住了自身利益。隋朝罢兵的决定，虽有无奈之举，却也暂时维持了与高丽的脆弱和平。
宫廷之中，独孤陀的猫鬼事件荒诞却影响深远。在今日看来，猫鬼杀人纯属迷信之说，但在当时却引发了朝廷的高度重视。独孤后和杨素妻郑氏患病被诊断为 “猫鬼疾”，矛头直指独孤陀，经过审理查明事实后，隋文帝起初欲将其赐死，后因独孤后求情等原因免其死罪，将其除名为民，妻子杨氏为尼。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浓厚的迷信氛围，也体现了宫廷关系对司法判决的影响。随后朝廷颁布诏令，将畜猫鬼、蛊毒等人家投于四裔，更是试图以严厉手段遏制此类迷信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但也从侧面说明当时这类迷信活动在社会上或许并非个例。
社会治理方面，针对猫鬼、蛊毒等现象的诏令，是朝廷应对社会迷信问题的举措。不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流放方式，虽能起到一定震慑作用，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迷信观念，更多的是一种应急性的治理手段。
边疆治理上，南宁夷爨玩复反，蜀王秀弹劾史万岁受赂纵贼，史万岁被贬为平民。这一事件反映出隋朝边疆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领的行为直接影响边疆稳定，而朝廷对将领的考核和处置也关系到边疆政策的推行。史万岁作为有勇有谋的将领被除名，也可能对边疆军事力量造成一定影响。
总的来说，开皇十八年的这些事件，展现了隋朝在对外军事、宫廷关系、社会治理和边疆控制等方面的困境与应对，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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