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清州市委党校的操场上，已有学员在晨跑。赵晓颖和团队早早来到这里，今天将旁听一场特殊的培训课——“新时代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的结业研讨。这个班次的学员，都是近期新提拔或交流任职的处级以上干部。
“选择这个场景，是想看看即将走向更重要岗位的干部们，如何理解他们即将承担的任务。”在前往教学楼的路上，赵晓颖对团队成员解释，“我们听过在任者的思考，现在该听听继任者的准备了。”
研讨班教室是环形的，三十多名学员围坐，没有明显的等级次序。赵晓颖团队被安排在观察席，可以全程旁听但不参与讨论。主持人是一位党校教授，开场白简短有力：“今天是本次研讨班的最后一天。我们不谈理论，只讲实践。请大家围绕‘艰巨任务’这个主题，结合自己的新岗位，谈谈准备如何履职。每人五分钟，务必实话实说。”
第一位发言的是位四十出头的女干部，即将赴任某县县长。她站起来，略显紧张但目光坚定：“我即将去的是一个山区县，去年刚脱贫，基础薄弱，产业单一。省里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说起来就两句话，做起来千头万绪。我调研后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缺钱——上级转移支付不少；也不是缺政策——各级文件很全。而是缺一种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她顿了顿，继续说：“我去看了几个脱贫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扶贫项目结束了，有些村民又有了‘等靠要’的思想。驻村干部一撤，有些产业就运转不畅。所以我认为，我上任后的‘艰巨任务’，不是上多少新项目，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机制，让脱贫成果能自己‘造血’，让乡村振兴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
“具体有什么想法？”主持人追问。
“我想尝试三件事：第一，在所有村建立‘乡村振兴议事会’，让村民真正参与规划、决策、监督全过程；第二，培养一批‘不走的工作队’——就是本土的致富带头人、技术能手、返乡青年；第三，把县级各部门的考核，从‘投了多少钱、上了多少项目’，转向‘激活了多少内生动力、培养了多少本土人才’。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我觉得这是根本。”
第二位发言的是位男干部，即将担任市发改委副主任，分管重大项目。他五十岁左右，说话沉稳：“我要面对的任务，表面上是推进几个百亿级的大项目落地，但实际上，艰巨性在于如何平衡多重目标。既要保证项目进度，又要严守生态红线；既要服务企业发展，又要防止利益输送；既要争取上级支持，又要做好地方协调。”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即将开工的清州至临省的高铁项目。这本来是好事，但线路规划涉及三个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十几个村庄的整体搬迁。群众有诉求——有的希望线路改道，有的要求提高补偿；环保部门有要求——必须做足生态评估和保护措施；投资方有压力——每延迟一天，成本就增加一大截。”
“你的解决思路？”主持人问。
“我已经开始做四件事：第一，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平台，所有规划、环评、补偿方案全部上网，接受监督；第二，成立由沿线群众代表、环保专家、法律人士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全过程参与；第三，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包括生态意外、群众事件等各类可能性；第四，”他加重语气，“我个人和团队签署《廉洁履职承诺书》，所有与项目相关的会议、考察、接待，全部记录在案，随时接受审计。”
第三位是个年轻些的干部，三十八岁，将出任市纪委监委某室主任。他说话干脆利落：“我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下，精准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当前腐败形式更加隐蔽，从权钱交易向利益输送、期权腐败演变。简单粗暴的办案思维已经不够了。”
“你打算怎么做？”
“首先要转变理念。监督不是‘找茬’，而是帮助发现问题、防范风险。我计划推动三方面工作：第一，开发智能化监督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进行动态预警；第二，建立‘容错纠错’与‘精准问责’相结合的机制，既要为敢闯敢试的干部撑腰，也要对明知故犯的违纪行为零容忍；第三，加强‘后半篇文章’，每个重要案件结案后，都要形成政治生态分析报告，推动相关领域制度完善。”
研讨继续着。一位将赴信访局任职的女干部说，她的艰巨任务是“把信访工作从被动接访转向主动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预防”；一位将负责老旧小区改造的干部说，他的艰巨任务是“在有限预算下，最大化满足群众差异化需求，把好事真正办好”；一位将主抓营商环境的干部坦言，他的艰巨任务是“打破部门壁垒，让‘一网通办’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体验”……
每位发言者都带着焦虑，但也透着决心；承认困难，但更在思考路径。赵晓颖快速记录着，她注意到一个现象：几乎没有人大谈特谈宏伟蓝图，更多人关注的是具体难题和解决方案；很少有人强调个人能力，更多人在思考机制建设。
上午的研讨结束后，团队在党校食堂用餐。王工若有所思：“这些干部对‘艰巨任务’的理解很务实，没有空话套话。但我在想，他们现在说得很好，真正上任后，在各种压力下，还能坚持这些想法吗？”
“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小林说，“不过至少，他们有了正确的认知起点。比起那些一上来就大谈Gdp增长、大干快上的干部，这批人似乎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下午，团队受邀参加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与部分学员深入交流。地点在党校的一间小会议室，六位学员代表参加，氛围更加轻松。
赵晓颖开门见山：“上午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想问一个可能有些尖锐的问题：你们认为，完成这些艰巨任务，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哪里？”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即将赴任县长的女干部先开口：“我认为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惯性思维’。在基层工作多年，我深知很多干部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管理方式——上级部署，下级执行；重视短期见效，忽视长远基础；喜欢做容易出政绩的‘显性工作’，回避需要久久为功的‘隐性工作’。要改变这种惯性，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性。”
发改委的那位男干部接着说：“除了思维惯性，还有‘利益惯性’。一些重大项目的推进，背后是复杂的利益格局。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会触动很多人。这些人可能不会公开反对，但会用各种方式拖延、变通、消解改革措施。这需要智慧和勇气。”
年轻纪委监委干部点点头：“我补充一点：‘圈子文化’的惯性。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人际关系网往往比制度规定更有力量。严格执纪监督，可能会被认为‘不懂规矩’‘不近人情’。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又能团结大多数，这确实是个考验。”
一位之前没发言的学员，将赴任区教育局长的女干部插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阻力被低估了，那就是‘能力恐慌’。新时代新任务，对干部的专业能力、群众工作能力、应急处置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干部不是不想干好，而是不会干、不敢干。这就需要系统的培训赋能，而不仅仅是提要求、压担子。”
话题逐渐深入。赵晓颖继续问：“如果面对这些阻力，你们会如何选择？比如，当坚持原则可能影响个人晋升时，当推动改革可能得罪重要人物时，当倾听群众呼声可能与上级指示不完全一致时？”
这次沉默更长一些。即将赴任县长的女干部深吸一口气：“说实话，我不知道到时候具体会怎么做。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底线：任何决策，必须能当着全县人民的面说清楚理由；任何妥协，不能以损害群众核心利益为代价。如果因为坚持这个底线而影响晋升，那我也认了。”
“认了之后呢？”赵晓颖追问。
“那就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她回答得干脆，“我相信一个道理：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风气，是靠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一点一点改变的。也许我一个人改变不了大局，但只要我守住自己的岗位，就能影响一个县的教育生态；只要这个岗位一直由守住底线的人占据，这个生态就会慢慢改善。”
发改委干部笑了：“你这是理想主义。但我们需要这种理想主义。我的想法可能更实用一些：我会尽量在制度框架内寻找最优解。比如一个项目遇到阻力，我不会硬碰硬，而是会寻找更高层级的政策依据，会组织更充分的专家论证，会争取更广泛的群众支持。用程序正义和科学决策，来对抗非理性的阻力和利益输送。”
纪委监委的年轻干部则说：“我的选择空间可能更小，因为职责所在，必须坚持原则。但我理解，反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是为了净化政治生态、促进发展。所以我会注重方式方法，比如更充分地听取当事人陈述，更精准地把握政策界限，更有效地做好思想工作。让被处理的人心服口服，让周围的人受到教育。”
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赵晓颖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五年后，你们回头看今天的谈话，希望自己做到了什么？”
六个人的回答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自己“没有变成曾经讨厌的那种官僚”，都希望“对得起这个岗位所托付的信任”，都希望“留下一些能让群众记得住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离开党校时，夕阳西下。团队在校园里的长椅上坐下，整理今天的收获。
老方导演首先感叹：“今天的对话，让我对这些‘体制内’的干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不是想象中的官僚面孔，而是一群有焦虑、有思考、有理想的活生生的人。镜头应该捕捉这种复杂性。”
王工分析道：“从认知层面看，这批干部对‘艰巨任务’的理解是清醒和务实的。他们看到了问题的系统性、复杂性，也在思考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反映了干部教育培训的进步——从单纯的政治灌输，转向能力建设和问题导向。”
小林补充：“但我也注意到一种隐忧：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惯性’‘阻力’‘压力’。这说明在我们的治理体系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个人的觉悟和努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制度环境不优化，个人很容易被系统同化或吞噬。”
赵晓颖静静听着，然后在笔记本上写道：
“今日研讨给我的核心启示：‘艰巨任务’之所以艰巨，不仅在于任务本身的复杂度，更在于完成任务所必须突破的多重障碍：
1. 思维惯性的障碍——如何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从‘短期政绩导向’转向‘长远发展导向’；
2. 利益惯性的障碍——如何打破不合理的利益固化和路径依赖；
3. 能力不足的障碍——如何提升干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专业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
4. 制度环境的障碍——如何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保护担当的体制机制。
而干部们的应对思路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底线思维（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系统思维（注重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三是过程思维（重视程序正义和民主参与）。
关键问题在于：这些良好的认知和意愿，能否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态中转化为持久的实践？个人觉悟如何与制度创新形成良性互动？”
写完这些，她抬起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准备出发’的状态。但真正的考验在路上。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追踪研究，看看这些干部上任一年后、三年后，是否还能保持今天的初心和锐气。”
“这是个好主意。”王工点头，“纵向追踪比横向对比更有说服力。”
老方导演忽然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听普通公务员的声音？那些不在领导岗位，但却是政策最终执行者的科员、办事员。他们眼中的‘艰巨任务’是什么？他们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选择？”
赵晓颖眼睛一亮：“没错。政策的善意，往往在执行环节被扭曲或消解。如果我们只关注决策者和受益者，而忽略了执行者这个关键环节，画面就不完整。明天，我们去政务服务大厅。”
第二天上午，清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这个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厅，集中了四十多个部门的办事窗口，每天接待群众上万人次。团队没有惊动管理层，而是以普通办事群众和观察者的身份进入。
在二楼的“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赵晓颖遇到了正在指导群众操作的引导员小陈。小陈二十六岁，在这里工作三年了。
“你觉得这份工作最难的是什么？”赵晓颖问。
小陈擦了擦额头的汗：“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系统操作可以学；也不是群众态度——大多数人都是讲道理的。最难的是当群众的合理需求，遇到部门的死板规定时，那种无力感。”
她举例说：“上周有位大爷来办房产继承，需要他九十多岁卧床不起的母亲到场签字。我们系统规定必须本人到场或公证委托。大爷急得直掉眼泪，说老母亲根本出不了门，公证处上门服务要排队一个月，而他又急着用钱给母亲看病。”
“后来怎么解决的？”
“我陪大爷去求我们领导，领导又去找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领导，层层请示，最后特事特办，由我们派人上门录像确认老人意愿，作为补充材料。”小陈说，“办成了，大爷千恩万谢。但我心里不是滋味——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能更人性化一点？为什么每次都要‘特事特办’，而不能让‘特事’变成常规？”
在市场监管局的窗口，团队和一位工作了十二年的老科员聊了聊。他坦言：“我们窗口的艰巨任务，是在严格把关和高效服务之间找到平衡。比如企业登记，材料齐全的话半小时办结，这是承诺。但有些材料到底算不算‘齐全’，就有很大弹性。严格把关，可能拖慢速度，被投诉；放松一点，万一出问题，又是责任。”
“你怎么把握这个度？”
“靠经验和良心。”老科员苦笑，“说实话，有些模糊地带的规定，上级文件不会写那么细，全靠我们一线人员自己把握。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明文禁止的，只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只要群众确实有实际困难的，能通融就通融。当然，所有通融都必须记录在案，集体讨论，防止个人寻租。”
中午，团队在员工餐厅和几个不同部门的窗口人员一起用餐。谈话更加放松，抱怨也更加真实。
“最怕的是政策‘打架’。”税务窗口的小张说，“比如扶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税务总局一个文件，省局一个细则，市局又一个补充规定，有时还不完全一致。我们窗口人员夹在中间，群众问起来，我们解释不清，只能层层请示。”
“还有考核压力。”公安出入境窗口的小李说，“上级既要我们‘提高效率’——规定办证时限，又要‘零差错’——错一个就是事故。人不是机器，怎么可能又快又百分之百不出错？结果就是大家越来越保守，可做可不做的，一律不做；可快可慢的，一律按最慢的来。这其实损害的是群众利益。”
“最难受的是不被理解。”社保窗口的王姐年纪大些，“有时候政策调整，群众待遇受影响，他们就觉得是我们窗口人员故意刁难。我们也是执行者，政策不是我们定的。但我们必须站在第一线解释，承受不满和指责。”
听着这些真实的声音，赵晓颖的心情复杂。这些普通公务员，是政府与群众接触的最前沿，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承受着来自上级的考核压力、制度的刚性约束、群众的多元诉求，以及自身的职业困惑。他们的选择——是机械执行还是灵活变通，是冷漠推诿还是热心帮助，是墨守成规还是主动改进——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府的感知和评价。
离开政务大厅时，天色已晚。团队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下，总结两天的见闻。
“从即将上任的领导干部，到一线的窗口人员，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任务执行链条’。”王工分析道，“领导干部思考的是战略和机制，一线人员面对的是战术和操作。二者之间，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赋能，就会出现认知落差和执行偏差。”
小林接着说：“而‘艰巨任务’在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内涵：对领导者而言，是突破系统障碍、推动深层变革；对执行者而言，是在制度缝隙中寻找最优解、平衡多重压力。二者的共同点是，都需要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在制度刚性与人性温度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老方导演思考的是呈现方式：“如何让观众既看到决策者的宏观思考，又看到执行者的微观困境？如何呈现这个庞大行政机器中，每个齿轮的转动与摩擦？这可能需要在叙事结构上创新。”
赵晓颖在本子上写下最后的思考：
“‘艰巨任务’的真正艰巨之处，或许不在于任务本身的技术难度，而在于它必须在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充满张力的系统中被完成。这个系统包括：
· 价值系统：发展、公平、效率、稳定等多重目标的平衡；
· 制度系统：法律、政策、规定、考核等多重约束的协调；
· 人事系统：领导者、执行者、监督者、服务对象等多主体的互动；
· 文化系统：传统惯性、现实压力、未来期许等多重影响的交织。
在这个系统中完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都需要系统性的思维、协同性的行动、持久性的努力。而这，可能是当代中国治理面临的最本质的艰巨任务。
接下来的调研，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种系统性：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人如何在系统中互动？制度如何塑造行为？行为又如何反作用于制度？当每个人都觉得‘任务艰巨’时，系统层面的改进空间在哪里？”
合上笔记本，赵晓颖望向窗外。夜色中的清州，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思考明天的工作，在纠结今天的抉择，在期盼更好的改变。
艰巨的任务，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落在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里，融入每个决策的权衡取舍中，体现在每次与群众的互动接触上。而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正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前行的真实轨迹。
记录这条轨迹，理解其中的艰辛与智慧、困境与突破，或许就是赵晓颖和她的团队，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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