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纵横者，其行多有疏狂不羁之态，若天马行空，须得以“正”之缰绳敛其心志；品端行谨者，其行常显端严板重之姿，如古松临崖，当需以“趣”之活水通其性灵。此先贤“才”与“正”、“放”与“板”之辨，非仅品评人物之尺度，更是一种关于人格塑造与精神和谐的深邃智慧，揭示出个体臻于完善所需的内在平衡与动态调和。
所谓才人，其灵感如泉涌般源源不断，其气象则如万千变化般多姿多彩。纵观千年文化脉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拿李太白来说，他饮酒后便能诗兴大发，一气呵成百篇佳作，甚至连天子传唤都毫不理会，如此豪放不羁，实乃罕见。他的“放”，体现在“黄河之水天上来”这般气势磅礴的想象中，也体现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般傲岸不屈的风骨里。
然而，如果没有杜工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沉郁锤炼，没有颜鲁公忠义凛然的筋骨支撑，那么这种“放”很容易就会流于轻浮放荡，变得虚妄不实。所以说，“以正敛之”，其实是为那如奔涌洪流般的才情奠定坚实的基石，为那如飞扬翅膀般的灵魂系上一根准绳。
东坡先生一生豁达乐观，诗词书画无一不精，堪称大才。但他的魅力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那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中，蕴含着儒家的济世之志和人生正道。这正是才情得以升华、不致堕入虚空的关键所在。收敛其放纵，并非要扼杀其灵性，而是要像引导狂澜进入河道一样，让其在正确的道路上奔腾不息，从而滋养千里沃野。
至于那些正人君子，他们坚守经典，通达权变，操守和行为都非常严谨。他们的“板”，是“慎独”的操守，是“非礼勿视”的规矩。就像海瑞，他抬着棺材去劝谏，一生清正刚直，他的风骨足以震撼古今。然而，历史学家也记载了他治家过于严厉、行事近乎苛刻的评价。如果正人的“板”仅仅局限于不苟言笑、循规蹈矩，那么就容易失去人情味，在处理事情时缺乏灵活性，就像坚硬的冰块一样，虽然洁白但却寒冷。
《诗经》上说：“善于戏谑，却不显得过分。”真正的君子风范，并不是刻板的道德符号，而是像曾点那样“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家”，在坚守大节的同时，也不失生命的盎然“趣”味。过去孔子周游列国，被困在陈蔡之间，但他仍然弹琴唱歌不停，与弟子们谈论志向，那场景既活泼又生动，充满了人间的温情。这种“趣”并不是轻浮，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和洞察，是在庄严的生命底色上的一抹灵动的亮色。以趣通之，能使正气可亲可感，使原则富于弹性，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因此，“以正敛才”和“以趣通正”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指向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圆融而有张力，庄严而富有生机。这里所说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机械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像阴阳交汇一样，是一种动态的生成。
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如嵇康和阮籍，他们的行为举止虽然放纵不羁，对礼法表现出蔑视，但他们内心深处却有着对崇高理想和人格尊严的无比坚定的坚守，这就是他们的“正”。而宋代的理学家们，如程颢，倡导“天人一本”的理念，同时也留下了“傍花随柳过前川”这样闲适的诗句，将天理的流行与生活的情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种境界，就像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是一个人内在修养达到极高层次后，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从容中道。在这种境界中，一个人既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不会违背正道；既能够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会失去庄重和尊严。这是一种非常高的人生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地修炼和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才能达到。
个体的修身如此，推及文化之交融、社会之构建，亦同此理。一种文明，若仅恃才情之“放”而乏正道之基石，则易陷于虚浮；若只重规矩之“板”而无趣味之调剂，则难免僵化。健康的社会，当允许多元气质并存，使“才”之创造与“正”之规范相互砥砺，使“趣”之活力注入“板”之架构，方能生生不息。
昔人佩韦佩弦以调性情，今我辈于这放、板之间，亦当时时自省：可曾以正道涵养才情，不致流于空疏？可曾以趣味滋养正气，避免沦为枯寂？唯有在才与正、放与板的张力中寻求那动态的和谐，方能铸就一个既坚实又灵动，既深刻又丰盈的真我，在纷繁世间，踏出属于自己的、既合乎规矩又充满生命情趣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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