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远盯着屏幕上的授权请求，手指在键盘上敲下确认密码。系统进度条开始加载，绿色光带一格格向前推进。法律长城2.0的部署完成，现在轮到3.0上线。
他调出主控界面，三十七个司法管辖区的警报信号在地图上闪烁。南美和东南亚方向的红点密集跳动，频率异常。这些区域同时出现大量跨国并购协议、股权质押书和仲裁申请文书提交记录。每一份文件都附带区块链存证和时间戳认证，表面完全合规。
陆明远打开AI法律顾问的分析报告。系统标记出多个疑点：所有文件的语义结构高度一致，条款组合方式违背常规律师操作习惯。人类起草合同时会有细微偏差，但这些文档像复制粘贴出来的一样。
“启动意图推演引擎。”他说。
屏幕切换成三维模型图。系统基于历史案例库和对手过往行为模式，构建攻击路径预测模型。结果显示，未来72小时内，对方将向国际商事仲裁院发起三项核心诉讼，目标是冻结陈氏集团在巴西、印尼和越南的资产。
陆明远下令团队准备反制措施。他们起草了风险预警白皮书，详细列出可疑文件的技术特征，并嵌入可追踪溯源的数字水印文档。这些材料被提前发送至相关监管机构和仲裁组织备案。
两天后，庭审开始。
挑战者代理律师身穿深色西装走上法庭。他拿出平板电脑，播放一段录音和工作日志视频。画面中几名外籍律师正在讨论合同细节，声音清晰，场景真实。法官初步采信其说法，认为文件由独立团队完成。
陆明远起身走到证据展示台前。他调出法律长城3.0的动态推演图谱，投影在法庭中央的大屏上。
“这是对方修改文书的时间线。”他说，“每一处调整都与境外量子计算节点的波动同步，误差小于0.03秒。”
法官皱眉：“什么意思？”
“人类无法做到这种反应速度。”陆明远说，“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律师，在审阅合同时也需要思考间隔。而这批文件的所有修改动作几乎是即时完成的，说明背后有自动化系统在操控。”
AI法律顾问接入数据库比对。五万份真实律师文书作为样本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显示，涉案文件中的责任豁免条款排列顺序，与某个特定训练集的输出结果匹配度达到98.6%。这是一种典型的机器学习产物。
法庭内安静下来。
挑战者律师脸色微变，但很快镇定。“我们使用辅助写作工具并不违法。很多律所都在用。”
“问题是你们用的不是辅助工具。”陆明远说，“而是全自动伪造系统。它不仅能生成文件，还能模拟人类签名笔迹、语音特征甚至工作流程录像。”
他点击下一组数据。屏幕上显示服务器缓存日志。就在休庭前十五分钟，一个加密Ip试图远程访问本地存储设备，企图替换原始文件。该操作被系统提前识别并锁定，国际刑警已在源头截获军事级加密通道。
法官要求查看技术细节。陆明远提供七位国际法学专家的联合背书报告，证明AI仅用于辅助识别，所有结论均由人类复核确认。
“我们从未让算法代替判决。”他说，“我们只是不让谎言穿上合法外衣。”
舆论开始发酵。媒体称此案为“数字伪证第一案”。公众关注点从商业纠纷转向国家安全层面。利用AI批量制造虚假法律文件，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是否构成对法治体系的攻击？
三天后，法院再次开庭。
挑战者方提出异议，声称技术分析不能作为定罪依据。他们质疑AI推论缺乏透明性，主张“算法黑箱”不应影响司法公正。
陆明远当庭回应：“如果指纹鉴定依赖科学仪器，dNA检测依靠数据分析，那为什么阻止我们用技术揭穿伪装成法律的欺诈？”
他展示整个识别流程：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每一步都有完整日志记录。第三方机构可以随时审计系统运行轨迹。
法官最终采纳指控。法院认定，被告利用量子计算机生成虚假跨国法律文书，蓄意破坏市场信任机制，行为已超出民事纠纷范畴，构成“数字颠覆国家安全罪”。
主犯被判有期徒刑25年，其余两名共犯分别获刑18年和15年。其使用的量子法律生成平台被强制下架，服务器永久关闭。
走出法庭时，记者围上来提问。
“这套系统会不会被滥用？未来是否会出现‘预判式执法’？”
陆明远停下脚步：“法律长城的目的不是预测谁会犯罪，而是防止已经发生的欺诈被包装成合法行为。我们对抗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躲在技术背后的恶意。”
他回到总部指挥中心。三块屏幕并列运行：左侧是全球诉讼热力图，红色警报减少，黄色预警仍有零星闪现；中间是系统学习进度条，显示新一轮训练已完成74%；右侧是一条新收到的消息提示，来自未知发件人，内容只有四个字——“协议更新”。
AI法律顾问发出语音提醒：“检测到新型语法结构变体，疑似测试版本规避策略。”
陆明远摘下眼镜，放在桌角。他看着主屏幕上的代码流滚动，指尖轻敲桌面。
“准备推送‘长城协议’开源框架。”他说。
屏幕一闪，新的任务窗口弹出。一组异常数据包正试图接入欧洲分部的合规审核模块，来源地指向赤塔监狱周边基站。系统自动标记为高危等级，等待人工确认处置方案。
他移动鼠标，将该任务拖入优先处理队列。光标停在“执行反制”按钮上方。
手指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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