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某种只有我知道规律的信号。
我的视网膜上还残留着那一抹幽蓝的余晖，大脑皮层里负责储存数据的区域已经开始疯狂检索。
过去七十二小时，县城电力系统的负载波动图在我脑海里像胶卷一样拉开。
排除工业区早班机的启动峰值，剔除老旧小区的线路老化漏电。
只剩下一个异常点。
每日清晨六点零七分，持续四十三秒。
这个时间点，恰好是全县小学广播系统进行晨读前设备自检的空窗期。
这不是随机的电流脉冲，这是有人在利用公共频段的盲区传输数据。
我甚至没顾得上去擦额头上的冷汗，掏出手机拨通了号码。
“陈叔，我是晚照。对，这么早打扰您不好意思。”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个为了工作焦头烂额的职场新人，“社区在排查老旧线路火灾隐患，我记得广播站那边有条专线，能不能帮我查查最近三个月的独立电表走字？我们要核对一下损耗。”
对面嘟囔了几句“大清早的瞎折腾”，但键盘敲击的声音很快传来。
三分钟后，一张截图发到了我的微信上。
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扣费账户代号：xY-模型-09。
备注栏里写着：校园艺术模型社团经费卡（已注销）。
而这张卡的原始审批签字人，那龙飞凤舞的笔迹，正是我们那位刚升迁不久的副局长。
“谢了陈叔，回头请您吃早茶。”
挂断电话，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把车开进了镇档案馆的地下数据室。
这里阴冷，干燥，充斥着陈旧纸张和服务器散热风扇混合的味道。
我熟练地切入社区政务运维后台，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
既然他们在暗处，那我就点一盏灯，看谁先慌。
我伪造了一份《关于清理废弃公共设施异常电路及回收资产的紧急督办通知》，红头文件，格式标准，甚至还在附件里煞有介事地列出了那个广播站塔楼的坐标。
按下回车，文件被推送到教育局内部办公网的公示栏，并设置了“仅内部Ip可见”。
这是一个只有做贼心虚的人才会注意到的钓鱼程序。
只要有人试图在后台删除这条记录，系统就会自动反向锁定操作终端的物理地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屏幕上的光标在闪烁，像某种冷酷的倒计时。
十分钟。
警报红框突然在屏幕右下角炸开。
有人动了。
追踪程序瞬间咬住了对方的尾巴——操作来源：教育局行政楼三层，安全保卫科副科长赵磊的个人终端。
“找到了。”我盯着屏幕，那上面跳动的每一个字节都是他们恐慌的证据。
我把截图发给顾昭亭，只附了一句话：“他们还在用原来的规则做事，以为没人懂现在的网。”
顾昭亭那边的回复很简单，就一个字：动。
他带人去抄老窝，我没跟去。
相比于看那些人戴上手铐，我有更重要的地方要去。
县城边缘的精神康复中心，白色的围墙上爬满了爬山虎。
在医生的特批下，我站在了那扇单向玻璃前。
周婉如坐在窗边，早晨的阳光洒在她病号服的领口上。
她手里拿着一只秃了头的铅笔，在画纸上涂抹。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指关节，在玻璃上轻轻叩响。
笃、笃——笃。
两短，一长。
房间里的人动作猛地一顿。
她没有回头，没有惊叫，而是极其缓慢地抬起头，看向这面在她眼中只是镜子的玻璃墙。
然后，她举起了那张画纸。
不是抽象的线条，也不是疯狂的涂鸦。
画上是一扇打开的蓝色小门，门槛很高，但门外站着两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手牵着手，没有五官，却透着股让人想哭的安宁。
她把画纸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力透纸背的铅笔字：
这次，轮到我说话了。
我没哭。眼泪在这个时候是最没用的东西。
我把一直贴身藏着的那张便签纸——那张在她老照片背面发现的、写着“你说的话，会被听进去的”纸条，通过传递口递了进去。
她颤抖的手指触碰到那泛黄纸张的瞬间，那张苍白木讷的脸上，像是冰河解冻，绽开了一个极浅、极淡，却真正属于“人”的笑容。
下午两点，顾昭亭的电话准时打来。
“赵磊那孙子挺不住事，开了保险柜。”他的声音里透着股血腥气还没散尽的冷硬，“三块加密硬盘，还有一本手写的‘m级观测样本转运日志’。最新的一条记录，是昨晚写的，状态是‘传输中断’。”
“转给省纪委。”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加上我上周寄出去的那封信访件编号，这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傍晚的新闻推送来得很快。
原教育局副局长李某、安全科赵某等五人，因涉嫌滥用职权、参与非法组织及重大经济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通报里没提“活体模型”这种惊世骇俗的字眼，但一句“涉案资金流向多个无资质校外心理机构”，足够让明眼人看懂背后的深渊。
那些曾经被轻易判定为“情绪障碍”、被送往特教学校实际上沦为实验品的孩子们，终于等来了专项调查组的进驻。
天快黑的时候，我回到了姥姥家。
老院子里却不冷清。
李姐和其他几个受害孩子的母亲都在，她们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手里攒的一叠叠纸条，用浆糊贴在那扇“第三扇门”的里外两侧。
风穿堂而过，满门的纸条哗啦啦作响，像是一场不会停歇的低语。
顾昭亭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刚泡好的热茶。
他换下了那身带着硝烟味的作训服，穿了件普通的黑色t恤，看着顺眼多了。
“塔楼上的东西拆了。”他坐在门槛上，声音压得很低，“不是什么信号发射器，是个伪装成避雷针的脑波采集上传装置。那帮疯子，到最后还想把实验数据传给上家。”
我捧着茶杯，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那个上家，大概永远也不会回复了。”
我们并肩坐着，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远处的群山，镇子里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
隔壁小学的晚自习广播响了起来。
今天没有放那首千篇一律的运动员进行曲，而是有个稚嫩的声音在朗读一首新诗：
“从前有扇门，锁了很久。现在它开了，风能进去，光也能。”
夜色渐深，老屋的木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那是风在推门。
这一切似乎都结束了，又似乎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我闭上眼，靠在门框上，脑海里却没来由地浮现出明天早晨的画面——那是必须要早起去买豆浆油条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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