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童年的记忆，大多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消毒水味。三岁那年一场高烧引发的肺炎，让我的肺功能落下了病根，此后每逢换季或降温，咳嗽、喘息便如影随形，家门口的“康安诊所”，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地方。
诊所是一栋两层的老楼，青灰色的砖墙爬满了爬山虎，一楼是诊疗室和药房，二楼是输液病房，昏暗的走廊里常年飘着一股混合着青霉素和酒精的气味，那气味尖锐又冰冷，至今想来仍让我脊背发凉。
那年我六岁，深秋的一场寒流让我再次中招，咳嗽咳得睡不着觉，胸口像是压着一块巨石。妈妈下班回家后，见我脸色发青，赶紧背着我往康安诊所跑。
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诊所里只剩下值班的李医生和一个年轻护士。李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戴一副黑框眼镜，眼神总是很疲惫，她给我量了体温，听了肺音，皱着眉说：“又转成急性支气管炎了，得输液，先输三天看看。”
护士手脚麻利地配好药，带我上了二楼输液病房。二楼总共三个病房，每个病房有四张床位，那晚只有我一个病人。病房里的灯是老式的白炽灯，光线昏黄，照在斑驳的墙壁上，留下一片片阴影。
每张病床旁边都挂着一个铁质的输液架，上面布满了锈迹，移动时会发出“吱呀”的刺耳声响。护士给我扎好针，调好滴速，叮嘱道：“小朋友，输完了就按床头的呼叫铃，我在楼下，听到了就上来。”说完，她便转身关上门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渐行渐远。
妈妈因为要回家给我煮冰糖雪梨水，也暂时离开了，临走时摸了摸我的头：“乖乖待着，妈妈很快就回来。”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耳边只有输液管里液体滴落的“滴答”声，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是在倒计时。我躺在硬邦邦的病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心里有些害怕。诊所的二楼很安静，静得能听到楼下药房里时钟“滴答滴答”的走动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像是有人在暗处低语。
我不敢闭上眼睛，生怕一闭眼就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输液瓶里的液体一点点减少，我数着滴落的速度，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妈妈还没回来，病房里依旧只有我一个人。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手臂有些发沉，抬头一看，输液瓶里的液体已经见了底，只剩下管壁上挂着的几滴药水，顺着管子缓缓往下流。
“护士姐姐！护士姐姐！”我急忙大喊，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可喊了好几声，楼下没有任何回应，只有我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然后消失在昏暗的走廊里。我又用力按了按床头的呼叫铃，“叮铃铃”的铃声尖锐刺耳，可依旧没人上来。我慌了，想起妈妈说过，液体输完了不及时拔针，会回血，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手臂被输液管连着，一动就牵扯得针头生疼。输液管里已经开始有红色的血液往上涌，顺着透明的管子一点点爬升，看得我头皮发麻。“妈妈！李医生！有人吗？”我哭得声嘶力竭，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浸湿了枕巾。可无论我怎么喊，怎么按呼叫铃，都没有人回应，仿佛整个诊所的人都消失了一样。
病房里的灯光突然闪烁了几下，昏黄的光线变得忽明忽暗，墙上的阴影也跟着晃动起来，像是有无数个模糊的身影在跳舞。窗外的风声越来越大，吹得窗户“哐哐”作响，像是有人在用拳头砸门。我吓得蜷缩在病床上，双手紧紧抓住床单，身体不停地发抖。血液还在往上涌，已经爬到了输液管的中段，我能感觉到手臂越来越沉，越来越麻，像是失去了知觉。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病房门突然“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我吓得猛地抬头，只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人站在门口，背对着走廊里的光线，看不清面容，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的白大褂很旧，袖口和下摆都有些磨损，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类似陈旧纸张和草药混合的气味，和诊所里常见的消毒水味完全不同。
“小朋友，别怕。”老人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话一样，带着一种奇怪的穿透力，“液体输完了，我来帮你拔针。”
他缓缓走到病床边，我才勉强看清他的样子。他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像是被岁月刻满了痕迹。他的眼睛很大，眼神浑浊，却透着一股莫名的慈祥。他的手指很枯瘦，皮肤皱巴巴的，像是老树皮，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我当时吓得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伸出手，动作轻柔地解开我手臂上的止血带，然后用一根棉签按住针头旁边的皮肤，轻轻一拔，针头就被拔了出来。他用棉签用力按压着针孔，力道恰到好处，既不疼，又能止住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看得出来他很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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