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初秋的阳光透过甄别处的窗棂，落在沈兰手中的轻便拐杖上。
橡木杖身被摩挲得光滑发亮，杖头缠着圈深色绒布——这是陈默特意托人定做的，既减轻左腿承重，又能在必要时当作防身武器。
她试着松开苏晴的搀扶，单脚轻轻点地，虽仍有些滞涩，却已能稳稳站定，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终于不用总坐着了。”
陈默放下手中的日军情报简报，快步上前扶住她的胳膊：“别逞强，医生说还要再养三个月，左腿不能长时间受力。”
他语气里的关切，让沈兰心里一暖——自从去年上海负伤回来，陈默就没少为她的腿费心：找最好的骨科医生，每天让苏晴熬补血的汤药，甚至亲自去中药铺挑选外敷的药材，这份照料，比亲人还细致。
“译电的工作，我已经跟戴老板申请交接了。”
沈兰坐下，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的调令，“他同意我转入表面工作，负责打理刚开张的‘文兴书店’——说是‘利用上尉身份收集日军特务动向’，其实……我们都懂。”
陈默接过调令，“沈兰 文兴书店负责人 保留军统上尉军衔”的字样盖着鲜红的公章。
他心里清楚，这是最好的安排：沈兰的左腿确实不适合再久坐译电，而书店既能作为地下党联络点，又能借着“军统上尉”的身份掩护——日军特务不会怀疑一个“处长家属”开的书店，军统内部也只会觉得这是“闲置人员的合理安置”。
“书店的位置我看过了，在两路口，离伪政权和日军领事馆都近，方便收集动向。”
陈默从抽屉里拿出张手绘的地图，上面标着书店周边的茶馆、邮局、小巷，“后门通着条僻静的弄堂，遇到突发情况能从那走；二楼有个暗格，用来藏情报和电台，钥匙只有你我有。”
沈兰接过地图，指尖划过“暗格”的标注，眼眶微微发热：“你想得真周全。以后我就在书店卖书，听往来的客人聊天——日军特务的动向、军统的风声，都能从闲话里挖出来，比译电有意思多了。”
苏晴端着刚熬好的汤药进来，笑着说：“沈兰姐，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书店的行李了，被褥、换洗衣物，还有你常用的译电本，都放进去了。以后我每周去帮你理货，顺便把情报带给陈处长。”
沈兰接过汤药，小口喝着，心里满是踏实。
她知道，就算转入表面工作，自己也不是一个人——陈默会统筹全局，苏晴会衔接情报，柳媚的行动科会暗中护着书店，李伟还能从伪政权那边给她递消息，这个看不见的“保护网”，比任何武器都让人安心。
开业前一天，陈默陪着沈兰去书店打理。
木质书架刚刷过清漆，散发着淡淡的木香，书架上摆着《三国演义》《论语》等常见书籍，角落里却藏着几本封面不起眼的进步刊物——这是组织特意送来的，既符合“书店”的身份，又能作为地下党识别联络人的暗号。
“遇到穿灰布长衫、问‘有没有鲁迅的《呐喊》’的人，就把他领到二楼。”
陈默一边帮她整理书籍，一边低声交代，“暗号是‘今日有雨吗’，回答‘昨夜刚下过’，然后把情报放在暗格里的《资治通鉴》第37页——那页我做了标记，一翻就能找到。”
沈兰点头，把暗号记在心里。
她走到窗边，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有穿军装的军统人员，有提着菜篮的百姓，还有几个鬼鬼祟祟的日本人——这里既是重庆的热闹地段，也是各方势力交汇的地方，她的“表面工作”，从一开始就不简单。
开业当天，柳媚带着行动一科的人过来“捧场”。
她故意大声说：“沈兰姐，以后这书店要是有小混混闹事，尽管找我！谁敢在军统上尉的地盘上撒野，我饶不了他！”
这话既是给沈兰撑场面，也是做给周围的日军特务看——让他们知道，这家书店有军统罩着，别动歪心思。
李伟也提着两袋水果过来，假装是“伪政权后勤处的同事”，悄悄把一张纸条塞给沈兰：“这是最近在书店附近出没的日军特务名单，有两个是领事馆的翻译，经常来这条街晃悠，你多留意。”
沈兰把纸条藏进围裙口袋，笑着道谢。
一整天下来，书店客人不多，却来了几个“特殊”的客人：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问起《呐喊》，她按暗号领到二楼，顺利交接了一份日军弹药库的位置情报；一个戴眼镜的商人模样的人，假装买笔，悄悄告诉她“明晚有日军特务在茶馆开会”——这些消息，她都在关店后，通过苏晴传给了陈默。
晚上关店时，沈兰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灯笼一盏盏亮起，心里满是成就感。
她不再是那个只能坐在译电室里敲键盘的人，而是能亲自站在一线，收集情报、联络同志，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出力——就算左腿残疾，就算只能做“表面工作”，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陈默晚上过来检查暗格，看到里面的情报，满意地点头：“第一天就有收获，不错。以后注意分寸，别太急着收集情报，先把‘书店老板’的身份坐稳——等他们都觉得你只是个普通的军统家属，放松警惕了，我们才能拿到更多东西。”
沈兰点头，递给他一杯热茶：“我明白。今天那个日军翻译来书店逛了一圈，翻了翻书就走了，没多说什么——看来他们暂时没怀疑我。”
她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些感慨，“以前总觉得译电才是重要的，现在才发现，表面工作也能发挥大作用。在这里，能听到最真实的消息，能看到最鲜活的人，比在甄别处对着电报有意思多了。”
陈默看着她眼里的光，心里松了口气。
沈兰的转变，不仅是工作的调整，更是心态的成长——她不再因左腿残疾而自卑，而是找到了新的奋斗方向。这对他们的潜伏工作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接下来的日子，沈兰渐渐适应了书店老板的身份。
每天早上开门，整理书籍，和客人闲聊，收集情报；晚上关店，整理消息，通过苏晴传给陈默。
她的左腿越来越灵活，拐杖用得越来越少，偶尔甚至能不用拐杖走几步——医生说，这是“心情舒畅、恢复得好”的缘故。
有一次，日军特务突然来书店检查，翻遍了所有书籍，甚至想上二楼。
沈兰故作镇定地说：“二楼是我的住处，不方便外人进。而且我是军统上尉，你们要是怀疑我，可以去找戴老板核实。”
日军特务被她的气势镇住，又怕真的得罪军统，只好悻悻离开。
事后，陈默过来，看到她脸色发白，赶紧安慰：“别怕，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情况，别硬扛，先顺着他们，安全第一。”
沈兰点头，心里却更坚定了——她不能退缩，这里不仅是她的书店，更是组织的联络点，是无数同志的希望，她必须守住。
夜色渐深，书店的灯还亮着。
沈兰坐在灯下，整理着今天收集的情报，笔尖划过纸面，写下“日军明晚十点在码头卸货，疑似军火”——这个消息，明天就能通过苏晴传给陈默，或许能帮行动科端掉日军的一个军火点。
她的左腿虽然残疾，却支撑着她站在抗日的一线；她的工作虽然是“表面”的，却连接着地下党的脉络；她的身份虽然是“军统上尉”，却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里，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战斗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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