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汴京，褪去了冬日的萧瑟，护城河畔的垂柳抽出了鹅黄嫩绿的新芽，宫墙内的桃李也悄然绽放，空气中浮动着若有似无的暖意与花香。持续了整整一冬的南北边患阴云——岭南侬智高叛乱、东海倭寇猖獗——在狄青稳扎稳打的进剿与水师、民间船队日益强硬的巡弋反击下，虽未完全平息，却也暂被压制，不再如凛冬时那般令人日夜悬心。朝堂的关注点，随着外部压力的稍缓，终于得以部分收回，重新聚焦于帝国内部的治理与革新。
恰在此时，一份来自扬州的奏报，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残留的寒意，更在朝野上下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与欣喜——扬州府试行“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后的首次全年税赋，已经核算完毕，并由重兵押解，顺利抵达京师户部银库！
数额一经公布，满朝皆惊。与试行新法前扬州府同期的税银收入相比，此次入库的总额，竟增长了近四成！ 这还仅仅是在清除了历年积欠、惩治贪墨后的“净增长”，且是在大幅减轻了无地、少地贫民负担的前提下实现的！
详细的分项奏报很快在重臣间传阅：折银征收的“鞭银”因手续简化、中间环节减少，征收效率大大提高，且实际入库数与应征数差额极小；而“摊丁入亩”带来的丁银收入，非但没有因将丁税摊入田亩而减少，反而因为土地清查相对彻底、田亩数据更为真实，加之对豪强隐田漏税的打击，总额还有小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税赋结构变得清晰透明，来自底层农户的诉讼和抗税事件大为减少，民间对于新法的接受度，在切实感受到负担减轻或更加公平后，正在稳步提高。
紫宸殿内，洋溢着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喜庆气氛。诸臣工无论原本对新法态度如何，面对这实实在在、沉甸甸的银钱入库和数据增长，都不得不承认，太子在扬州推行的这场赋役变革，至少在试点区域，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
“陛下圣明！太子殿下远见卓识！新法利国利民，实为富国强兵之良策！臣等为陛下贺！为太子贺！为大宋贺！” 以庞籍、盛长柏等为首的支持改革之臣，率先出列，声音洪亮，洋溢着与有荣焉的激动。
即便是那些曾经对新法心存疑虑、或出于维护旧制而持保留态度的官员，此刻也多缄口不言，或转而附和。毕竟，国库充盈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北疆、海防皆需大量投入的当下，这笔意外却及时的增长，无疑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也堵住了许多反对者的嘴巴。一些原本担心新法会引发社会动荡的人，看到扬州并未出现预想中的激烈反抗，反而民生渐趋稳定，也开始重新审视。
皇帝赵祯久病苍白的脸上，也因这好消息而泛起了一丝红光，看向御阶之侧曹玉成的目光，充满了欣慰与赞许，说道：“皇儿在扬州辛苦了。新法初行，便见大效，此乃上天佑我大宋，亦是你与诸位臣工用心任事之功。”
曹玉成躬身谦谢，心中亦是大定。扬州试点的成功，其意义远不止于这笔增长的税银。它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试金石，验证了他基于前世认知与今生观察所推行的改革方向，在当下的社会条件下，确实具有可行性，并能有效激发生产活力、改善财政状况、缓解社会矛盾。这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信心，也为他下一步更大范围的推广，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依据。
退朝之后，曹玉成回到东宫书房，对着摊开的全国舆图，久久沉思。扬州的成功固然可喜，但那里毕竟经过了他亲自坐镇的铁腕整顿，官场被清洗，阻力被强行压制，又有相对发达的商贸基础。而帝国疆域辽阔，更多的州府，尤其是那些偏远、贫瘠、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官府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内陆和边疆地区，情况要复杂得多。
“新法虽善，然推行之难，首在‘人’，次在‘地’。” 曹玉成手指缓缓划过舆图上标注的诸多府州县，“扬州可借肃贪之威强行推开，其他地方，则需更为审慎的策略。尤其是那些田亩数据混乱、胥吏横征暴敛成习、地方豪强与官府勾连甚深之处，若贸然全面推行，恐非但不能惠民，反可能成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巧立名目、加倍盘剥的新借口，最终激起民变，败坏新法名声。”
然而，时不我待。北辽西夏虎视眈眈，海疆未靖，未来用钱的地方只会更多。扬州试点成功的消息，如同一声发令枪响，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改革的步伐稳健地向前推进。
他召来户部、吏部的干练官员，连续数日闭门商议。
“新法推广，不能一刀切，当分步走，择地先行。” 曹玉成定下基调，“可选数处情形各异之州府为第二批试点。如江南东路的江宁府、两浙西路的杭州府，这些地方经济富庶，治理相对完善，对新法接受可能较快，可检验新法在‘顺境’下的效果。同时，亦需挑选一两处边远或贫瘠之地，如荆湖南路的永州、广南西路的桂州，这些地方豪强或许不如江南显赫，但民困更深，胥吏之弊可能更烈，可检验新法在‘逆境’中的韧性及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选派官员至关紧要。” 盛长柏补充道，“须择取清廉干练、通晓钱谷、且敢于任事之人为试点州府的主官或专司新法推行之责。可给予其临机专断之权，但需定期详细奏报，朝廷及时给予支持或纠偏。”
“立法与监督需并行。” 户部侍郎建言，“需制定更为详尽的新法施行细则与惩戒条例，明确何谓‘一条鞭’，如何‘摊丁入亩’，严禁任何形式的加派、勒索。同时，派遣御史或可靠之员为‘观风使’，明察暗访，接受民诉，严查推行过程中的不法行为。新法之誉，绝不能毁于执行之弊！”
曹玉成一一采纳，并补充道：“可令‘大宋日报’择机刊文，宣扬扬州新法成效，但切忌过度渲染，以免激起其他地方不切实际的期望或反弹。对于即将推行新法的地区，需提前数月张榜公布，派员宣讲，让百姓知晓利害，心中有数。对于可能利益受损的豪强大户……” 他顿了顿，“可稍示怀柔，言明新法旨在均平，非为剥夺，鼓励其合法经营、投身工商。但若有敢于公然抗法、煽动闹事者，无论其背景多深，必须坚决打击，以儆效尤！”
一套包含选点、派官、立法、监督、宣传、怀柔与威慑的组合策略逐渐完善。曹玉成深知，这将比扬州试点更为艰难，涉及的利益方更多，地域情况更复杂，朝廷的直接控制力也更弱。但他没有退路，帝国的财政困境与社会矛盾，不会因为一个扬州的成功就自动消失。唯有将这场基于赋役制度核心的改革坚定而稳妥地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才能真正撬动积弊，为国家未来的强盛打下坚实的根基。
就在这套全国推广新法的初步方案紧锣密鼓筹备之际，东宫内外，太子大婚的吉日也日益临近。喜庆的红绸开始装点宫闱，礼部的官员们往来穿梭。一边是关乎国运的深刻变革悄然铺开，一边是储君个人婚姻的盛大典礼即将举行。改革与礼制，家国与个人，在这汴京的春日里，交织成一幅复杂而充满希望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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