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五十分，调查组驻地会议室。
“开会前，先说件事。”张振国开口，“关于那封举报韩浩‘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匿名信，写信人今天上午主动来找我了。”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
“是谁？”
“他说他叫刘茂才，原榆次标准件厂的厂长，现在是星火工业园配套企业‘晋兴标准件厂’的负责人。”张振国平静地说，“他承认信是他写的，但情况……和信里说的不太一样。”
“什么意思？”
“让他自己说吧。”张振国看向门口，“刘厂长，请进。”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头发稀疏、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走进来。他脸色苍白，眼睛红肿，手指紧张地搓着衣角。
“各位领导，我……我是刘茂才。”他的声音颤抖，“那封信，是我写的。但我……我撒谎了。”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怎么回事？”一个调查组成员问。
刘茂才深吸一口气：“我们厂是半个月前搬到星火工业园的。刚开始一切都好，韩浩给我们批了地，帮我们协调贷款，还派技术员来指导。可是上个星期，我们一批货质量不达标，被星火厂质检科退回来了。”
“然后呢？”
“我很着急，这批货值三万多，要是报废了，厂里这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刘茂才眼圈红了，“我就去找韩浩，想让他通融一下，先收下，我们下批货一定改进。”
“他不同意？”
“他把我骂了一顿。”刘茂才低下头，“他说，质量是生命线，不合格的零件装到拖拉机上，开到地里坏了，耽误的是春耕，坑害的是农民。他说宁可停产，也不能让一台有隐患的拖拉机出厂。”
“所以你就怀恨在心，写了举报信？”
“不……不是怀恨在心。”刘茂才的声音更低了，“我是害怕。韩浩说，如果我们连续三次质量不合格，就取消供货资格。我们厂小，技术差，工人都是农民转的，我担心下次还会出问题。我想……如果韩浩倒了，换个人来管，也许就能松一点……”
他说不下去了。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就因为这个？”张振国问。
“还有……还有私心。”刘茂才的眼泪掉下来，“搬来工业园后，我看到别的厂发展得好，我们厂却总是垫底。我嫉妒，我不平衡。我觉得韩浩偏心，把好资源都给了别人……我就想，把他搞下去，也许新来的领导能多照顾我们……”
真相丑陋得让人难堪。
不是因为原则分歧，不是因为路线斗争，只是因为个人的怯懦、嫉妒和私心。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来自首？”张振国问。
“因为……因为我看到一件事。”刘茂才擦了擦眼泪，“前天晚上，我加班到十点，路过韩浩办公室，灯还亮着。我好奇，就凑近看了一眼。”
他停顿了一下：“我看见韩浩在算账。桌上摊着十几张表格，他在一张一张地核对。我听见他自言自语说：‘齿轮厂这个月成本降了5%，好；液压件厂合格率提到98%，好；铸造厂还有砂眼问题，得解决……’”
“然后他拿起我们厂的报表，看了很久，叹了口气。他说：‘晋兴厂啊，老刘也不容易。五十多岁的人，带着一帮农民兄弟创业……明天我去找王大山说说，派两个老师傅过去帮帮他们。’”
刘茂才的眼泪又涌出来：“我听了这话，站在窗外，腿都软了。我写举报信诬陷他，他却还在想着怎么帮我……我……我不是人！”
他蹲在地上，捂着脸哭起来。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张振国看着痛哭的刘茂才，又看了看桌上那本蓝色笔记本。
两个画面在他脑海中交替：一边是笔记本里那些一笔一画的诚实记录，一边是眼前这个因为私心而诬告他人的小厂长。
真相，有时候比想象中更复杂，也更简单。
“刘茂才同志。”张振国缓缓开口，“你的行为已经构成诬告陷害，按照纪律应该严肃处理。但你能主动交代，有悔改表现，可以从轻考虑。”
他顿了顿：“你现在要做的，是写一份详细的说明，把整个过程，包括你的动机、写信过程、现在的认识，都写清楚。同时，你要向韩浩同志当面道歉。”
“我写！我道歉！”刘茂才连连点头，“领导怎么处理我都行，我都认！”
“你先回去吧。材料写好后交上来。”
刘茂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会议室里重新安静下来。
“大家说说看法。”张振国环视众人。
一个年轻调查组成员先开口：“张书记，如果刘茂才说的是真的，那举报信的内容就不可信了。韩浩的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另一个年长的说：“但刘茂才只是一面之词。而且韩浩那份《专业化商业公司设想》确实有问题，这是他自己写的，赖不掉。”
“可是那本笔记本……”有人看向张振国手边的蓝色本子。
张振国轻轻拍了拍笔记本：“这本东西，我上午在旧仓库发现的。记录了韩浩从1961年到现在，每一天的收入支出，每一笔资金往来。”
他翻开其中一页，念道：“‘1964年10月20日，茶煮匠第一个月分红。按约定，我应得420元，但赵经理家孩子生病，急需用钱，我把我那份给了他。记账：个人收入0元，支出善意一份。’”
他又翻了一页：“‘1965年4月15日，星火厂资金最紧张时，我把最后500元积蓄垫付了电费。食堂大师傅老陈知道后，偷偷在我饭盒里多打了一勺菜。记账：支出现金500元，收入温暖一份。’”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同志们，”张振国合上笔记本，“我干纪检十年，看过无数干部的账目。有做得漂亮的，有做得隐蔽的，有做得天衣无缝的。但像这样……像这样一笔一笔，连一勺菜都记上的账，我第一次见。”
“这不是做给谁看的账。这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给自己记的良心账。”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我们查了五天，查出了什么？茶煮匠的利润全部用于再生产，星火厂的建设完全合规，平遥牛肉的数据经得起检验。唯一的问题，是那份超前的‘设想’——而那份设想，他锁在抽屉里，没有上报，没有实施。”
“我们还要查什么？”
没有人回答。
“下午的会先到这里。”张振国转身，“大家把手头的材料再梳理一遍。明天，我们去平遥。”
第二天一早，调查组两辆车驶向平遥。
张振国坐在第一辆车里，看着窗外的景色。
“张书记，前面就是平遥了。”司机说。
张振国抬眼望去。平遥古城的城墙在远处浮现，青灰色的砖墙，巍峨的城楼，历经六百多年风雨，依然屹立。
车没有进城，而是拐向了城外的试验基地。
冀教授已经在门口等候。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虽然瘦，但腰板挺直。
“张书记，欢迎。”冀教授握手很有力。
“冀教授，打扰了。”
“谈不上打扰。”冀教授引着众人往里走，“基地就在这里，牛都在栏里，数据都在本上，人都在场。你们想问什么，看什么，测什么，都行。”
他说话很直接，没有客套，也没有畏惧。
张振国喜欢这种态度。
基地占地两百亩，分育种区、养殖区、饲料区、病防区。每头牛都有编号，每栏都有记录牌：品种、年龄、体重、日增重、饲料配比……
“这是我们改良的第三代数德黄牛。”冀教授指着一栏体格健壮的牛说，“平均日增重1.2公斤，比本地土牛高40%。肉质检测显示，肌间脂肪含量提高15%，口感更好。”
“数据可靠吗？”张振国问。
“可靠不可靠，称一下就知道了。”冀教授招手叫来一个年轻技术员，“小赵，把18号牛牵出来，现场称重。”
技术员麻利地牵出一头牛，赶到地秤上。
指针转动：642公斤。
“这头牛28个月龄，入栏时体重218公斤，饲养22个月，增重424公斤，平均日增重0.96公斤。”冀教授翻开记录本，“这是它每天的饲料消耗、体重变化记录，一共660条数据，一条不少。”
张振国接过记录本。密密麻麻的数字，工整清晰，每七天有一个小结，每月有一个总结。
这种扎实，做不了假。
“冀教授，您研究这个多少年了？”
“十二年。”冀教授平静地说，“1953年开始，那时候没人支持，没经费，我就用自己的工资买牛，在自家后院养。后来省农科院给了块地，才算有了正式基地。”
“为什么坚持？”
“为什么？”冀教授笑了笑，“张书记，您知道农民养一头牛要多久吗？三年，甚至四年。养成了，卖掉了，换来的钱不够给孩子交学费。如果我能把饲养周期缩短到两年，把肉量提高三成，农民就能多挣点钱，孩子就能多读点书。这个‘为什么’，够不够？”
张振国沉默了。
离开试验基地，车队驶向平遥县食品厂。
远远就看到厂门口围着一群人。
“怎么回事？”张振国皱眉。
车停下，张振国下车。人群立刻围了上来，但秩序井然，没有喧哗。
为首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脸上皱纹深刻如刀刻。
“领导，您是省里来的吧？”老汉问。
“我是省纪委张振国。老人家，你们这是……”
“我们是平遥的养牛户。”老汉回头指了指身后的人群，“这里有两百多人，都是和食品厂签了养牛合同的。”
张振国心里一沉：这是要集体上访？
但老汉接下来的话让他愣住了：
“领导，我们听说省里有人查韩浩同志，查咱们的牛肉产业。我们不懂大道理，就想跟您说几句话。”
“您说。”
“我姓牛，叫牛得草，平遥牛家堡的。”老汉声音洪亮，“我家祖祖辈辈养牛，到我这儿，养了四十年。四十年啊，没富过。最好的年景，一年挣一百块钱，平常年景，挣个口粮。”
他顿了顿：“去年，韩浩来了，食品厂跟我们签合同：我们养牛，他们包收，价格比市场高一成。我半信半疑，签了。今年春天，我家两头牛出栏，卖了六百块钱——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附和：“我家也是！”“我家卖了五百八！”“我买了自行车！”
牛得草继续说：“领导，韩浩还让农科院的教授教我们科学养牛，教我们种饲料，教我们防病。我的牛以前一年病两三回，现在一回都没病过。这叫什么？这叫恩情！”
他上前一步，眼睛直直看着张振国：“领导，我不知道韩浩犯了什么错。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他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如果他真有错，我们这些养牛户，愿意替他担！”
“对！我们愿意担！”两百多人齐声喊道。
声音在古老的城墙下回荡。
张振国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张张质朴的脸，看着他们眼中真挚的光，喉咙有些发紧。
他办过很多案子，听过很多辩解，见过很多表演。但眼前这一幕，不是表演。这些农民不懂政治，不懂路线，他们只懂最朴素的道理：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
“乡亲们，”张振国开口，声音有些哑，“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请相信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把事情查清楚。”
“领导，我们能写个联名信吗？”牛得草问，“我们不会写字，但能按手印。两百多个手印，总能说明点啥吧？”
张振国看着老人粗糙的手，点了点头：“可以。”
离开食品厂时，张振国的心情很复杂。
车开往县城的路上，他看到了更多景象：新建的饲料加工站，正在扩建的牛舍，正在接受培训的“赤脚兽医”……平遥正在发生改变，虽然刚刚开始，但势头很好。
如果这一切因为调查而中断，这些农民刚点燃的希望，会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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