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的辽东，不是中原人想象中那种 “天苍苍，野茫茫” 的平静草原，而是一块被撕扯得支离破碎的肥肉 —— 北边有蒙古部落时不时南下抢粮，南边是明朝廷设的辽东镇，像个疲惫的看门人，东边还挨着朝鲜，时不时凑过来探头探脑。而在这块肥肉最核心的地方，住着一群让明朝头疼了两百多年的人 —— 女真。
说女真，其实跟说 “欧洲人” 一样笼统。当时的女真，大致分三部分：海西女真在西边，靠着辽河，日子过得相对滋润，还能跟明朝做点买卖；野人女真在东边和北边，往深山老林里钻，靠打猎捕鱼为生，性子野得很，谁都不服；咱们这章要讲的，是夹在中间的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的命不太好，地盘不大，还被挤在山海关以东、长白山以西的狭长地带里。这里有山有水，能种粮食，也能打猎，按理说能好好过日子，可偏偏有个大问题 —— 不团结。
你要是当时去建州地面上走一圈，能看到的不是 “女真一家亲”，而是 “村村点火，寨寨冒烟”。今天这个部落抢了那个部落的马，明天那个寨主杀了这个寨主的弟弟，后天两个部落为了一块能种玉米的坡地，能拎着刀斧打一整天。就拿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来说，本来祖上是兄弟，传到万历年间，早就成了 “见面就瞪眼” 的仇人。左卫的觉昌安（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想跟明朝拉近关系，右卫的王杲就偏要跟明朝对着干，你说这日子能太平吗？
有人可能会问，明朝不是管着辽东吗？就不能出来管管？哎，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 明朝管，但没好好管。当时明朝在辽东的最高长官是总兵，那会儿的总兵叫李成梁，是个狠角色，打蒙古、打女真都有一套，但他的思路不是 “维稳”，而是 “制衡”。
李成梁的逻辑很简单：女真部落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哪个部落冒头了，他就去打哪个；哪个部落快被灭了，他就去扶一把。就像养一群鸡，不能让一只鸡长得太大欺负别的鸡，也不能让小鸡都被饿死，这样才能稳稳当当收鸡蛋。比如王杲叛乱，李成梁带兵把他灭了，还把他的儿子阿台关在古勒城里；可等觉昌安的势力有点起来了，他又暗地里给其他部落送点兵器，让他们去跟觉昌安捣乱。
这种 “制衡术” 看着聪明，其实是在埋雷。因为部落之间的仇恨没解决，只是被明朝的武力暂时压着。今天你抢我一头牛，明天我杀你一个人，仇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等着一个爆发的机会。
而建州女真的部落首领们，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明朝的心思，却又不得不依赖明朝。一方面，他们要跟明朝做买卖，用貂皮、人参换中原的粮食、布匹和铁锅 —— 没有铁锅，连饭都做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想趁着明朝不注意，多占点地盘，多抢点人口。就像一群在刀尖上跳舞的人，既要踩着节奏，又要提防掉下去。
比如觉昌安，他是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官是明朝封的，每年都要带着礼物去辽阳拜见李成梁。可暗地里，他也没少跟其他部落抢地盘。有一次，他为了抢一块人参产地，跟哈达部打了三个月，最后虽然赢了，却也死伤了不少人。他常跟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爹）说：“咱们建州人，要想活下去，就得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忍。”
可狠和忍，有时候是矛盾的。你狠了，别人就会跟你拼命；你忍了，别人就会欺负你。当时的建州，就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部落之间的仇杀越来越频繁，明朝的管控越来越松弛，蒙古部落还在北边虎视眈眈，整个建州就像一个堆满了干柴的院子，只要有一个火星，就能烧起熊熊大火。
而那个即将点燃火星的人，此时还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跟着父母在赫图阿拉城里过日子。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面对的，是家破人亡的痛苦，是部落纷争的混乱，是与明朝对抗的凶险。他更不知道，正是这片充满仇恨和战火的土地，将会把他从一个普通的女真少年，磨练成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人。
这一年是万历二年（1574 年），建州的夏天格外热，赫图阿拉城外的柳树林里，蝉鸣得让人烦躁。觉昌安站在城墙上，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眉头紧锁 —— 他刚收到消息，王杲的儿子阿台，正在古勒城里招兵买马，看样子是想为他爹报仇了。
一场新的风暴，正在建州的土地上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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