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学院的老图书馆里，羊皮纸和旧书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米哈伊正在查阅亚当·斯密的原始手稿，这是经济史课程的特别许可。图书管理员布伦特先生是个严肃的老学者，起初对这位“特殊学生”心存疑虑，但看到米哈伊连续三周准时前来研读，态度渐渐缓和。
“殿下注意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版增加的内容了吗？”布伦特指着一段修改痕迹，“他对自由贸易的论述其实有所保留。”
米哈伊俯身细看，发现被划掉的一行字：“绝对的自由就像绝对的权力，都可能带来灾难。”这个发现让他陷入沉思。这时，经济学导师罗伯逊准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这是他每周的单独辅导时间。
罗伯逊是个典型的苏格兰学者，说话直率：“上周您关于李斯特保护主义理论的作业很有见地，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一个农业国要建立工业体系，光有关税保护远远不够。”
他们在靠窗的长桌前坐下，米哈伊翻开笔记本：“我思考的不仅是经济政策，还有政治结构。李斯特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与罗马尼亚的现实需要相符。”
“但积极作用和过度干预的界限在哪里？”罗伯逊尖锐地问，“德国遵循李斯特理论取得了成功，但也滋生了容克集团的垄断。您如何避免在罗马尼亚出现类似的利益集团？”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米哈伊想起国内那些依附王室的特权阶层，一时语塞。罗伯tson见状，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比利时工业化的案例研究，他们通过在宪法中限制王权，避免了绝对权力对经济的扭曲。”
辅导结束后，米哈伊的心情有些沉重。他信步走到剑河边的“鹰与小孩”酒馆，这里是研究生们常聚的场所。在角落的位置，他意外遇到了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戴维斯，一个对东欧历史颇有研究的威尔士人。
“正好遇到您，”戴维斯举着啤酒杯示意，“我在研究贵国1888年的石油法，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文本明显受到德国模式影响，但执行过程却充满了‘东方特色’。”
米哈伊苦笑着坐下：“您说得委婉，其实就是人情大于法律。我父亲花了二十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这不奇怪。”戴维斯掏出烟斗，“制度移植最大的难题就是文化土壤。英国的大宪章能成功，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数百年的法治传统。而很多国家只想摘取果实，不愿培育土壤。”
两人一直聊到酒馆打烊。戴维斯最后说：“殿下，请记住剑桥能给您理论工具，但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取决于您对祖国文明特质的理解。”
这句话整夜在米哈伊脑海中回响。第二天在政治学讲座上，教授正在讲授洛克的分权理论，米哈伊却走神了。他想起来剑桥前，目睹父亲如何绕过议会，直接命令军队镇压特兰西瓦尼亚的骚乱。效率确实很高，但那种超越法律的权力运作，现在想来令人不安。
课后，他特意去请教教授：“如果某个政治传统强调效率高于制衡，该如何引入分权理念？”
教授沉思良久：“就像给一棵老树嫁接新枝，不能切断主干，而要找到恰当的接口。对罗马尼亚而言，也许应该从司法独立开始……”
当晚给父亲写信时，米哈伊谨慎地提到这个观点：“儿近日研习英国宪政史，深感司法独立实乃法治根基。我国或可考虑强化最高法院职权，使商事裁判等逐步脱离行政干预……”写到这里他停顿片刻，最终还是保留了这段话。
在信的结尾，他添加了一个看似随意的细节：“今日在集市见到吉普赛艺人演奏罗马尼亚民歌《云雀》，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些流浪民族虽无祖国，却用音乐守护着文化认同。儿想，法律制度也应如是，既要吸收先进理念，也要扎根民族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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