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一块钱的执念
便利店的荧光灯管嗡嗡作响，林定军站在收银台前，指尖划过玻璃柜里的口香糖。第三次失窃的监控录像正在循环播放：穿校服的少年趁老板转身补货时，从收银台的零钱盒里捏起一枚一元硬币，塞进校服口袋，动作熟练得不像第一次。
“这小子就是故意的。”老板是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指节敲着柜台，“第一次我没在意，第二次就觉得不对劲，第三次直接报了警。你说他偷啥不好，非偷一块钱？不是挑衅是啥？”
卷宗里的信息很简单：少年叫吴笛，16岁，辍学在家，父母离异后跟着奶奶过。三次盗窃的监控截图排在一起，他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平静，甚至在第三次得手后，还对着监控镜头扯了扯嘴角，像是在打招呼。
怀表在口袋里微微发烫，表盘里映出个模糊的画面：吴笛蹲在便利店后巷，手里攥着个药瓶，对着瓶口哈气，瓶身标签上的“降压药”三个字被冻得模糊。林定军想起前世这起案子的结局——吴笛因“多次盗窃”被判了缓刑，却在缓刑期间偷了辆电动车，最终进了少管所。直到奶奶去世，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老人的病历本里夹着张纸条，是吴笛写的：“奶奶，我只要偷够三次，警察就会管我了。”
“他每次偷完钱，都去了哪里？”林定军指着监控里少年离开的方向，后巷深处有个绿色的垃圾桶，每次吴笛都会在那里停留几分钟。
老板调出后巷的监控：少年把硬币扔进垃圾桶，然后蹲在旁边发呆，直到有拾荒老人经过，他才起身离开。“神经病吧？偷了又扔。”老板撇撇嘴，“我看他就是缺管教。”
林定军却注意到，吴笛每次扔硬币时，都会先把硬币在掌心搓几下，像是在传递什么温度。他让小陈去查吴笛奶奶的情况，自己则蹲在那个绿色垃圾桶前，指尖拂过桶壁的铁锈——在桶底的缝隙里，卡着半枚磨损的一元硬币，边缘刻着个歪歪扭扭的“笛”字。
“吴笛的奶奶半个月前中风住院了。”小陈的声音带着急，“现在在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情况不太好，一直没人签字缴费，医院已经停药两天了。”
林定军的心猛地沉了一下。他想起怀表表盘里的药瓶，标签上的剂量显示，那是长效降压药，正好是吴笛奶奶常吃的牌子。而便利店的进货记录显示，老板每周三会进一批降压药，摆在收银台旁边的货架上——正是吴笛三次作案的日子。
第三次提审吴笛时，少年终于不再沉默。他坐在审讯室里，校服袖口磨出了毛边，手腕上有圈淡淡的勒痕，像是长期戴着手链留下的。“我就是想让警察抓我。”他低着头，声音闷得像被捂住，“我奶奶住院没人管，我去民政局，他们说我未成年，办不了手续；去社区，他们说要等领导批……我没办法了。”
“为什么偷一块钱？”
“我爸以前说，偷一块钱也算偷，警察会管的。”吴笛的肩膀抖了抖，“他还说，等我长大了，就用这枚硬币给我买辆自行车。”他从口袋里摸出个用红线系着的硬币，正是那枚刻着“笛”字的，“这是他留给我的，我每次扔进去，都想让他知道，我在找他。”
林定军突然明白，少年不是在挑衅，是在求救。他偷的不是钱，是被看见的机会。那个绿色垃圾桶，是拾荒老人的聚集地，他把硬币扔进去，或许是希望有人能注意到这个总在垃圾桶旁发呆的少年，或许是在模仿父亲当年教他的“求助信号”。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
“说了谁信？”吴笛抬起头，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我爸走了五年，我妈从没来看过我，奶奶倒下后，我去跟亲戚借钱，他们说我是骗子。我只有这招了，我知道偷东西不对，但我真的没办法了……”
林定军让小陈联系医院，以检察院的名义担保，先给吴笛奶奶续上治疗。然后他拿着那枚刻字的硬币，去了吴笛父亲的户籍地——城郊的一个老小区，在社区档案里找到了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父亲抱着年幼的吴笛，手里举着枚一元硬币，背景正是这家便利店，那时候还叫“便民小卖部”。
照片背面写着行字：“等笛笛能数到一百，就用这枚硬币给他买自行车。”字迹和吴笛硬币上的“笛”字，如出一辙。
便利店老板看到照片时，突然红了眼眶：“这不是老吴吗？他以前是我这儿的常客，总买一元钱的矿泉水，说要给儿子攒学费。后来听说他工地上出事了，人没了……”他从收银台底下摸出个铁盒，里面全是一元硬币，“这些都是他当年落下的，说等凑够一百个，就给孩子买个新书包。”
真相像被阳光晒化的冰，一点点淌进心里。吴笛三次偷窃的日子，正是他父亲的忌日；他对着监控扯嘴角，是因为父亲以前总说“遇到事别慌，笑一笑就过去了”；他在垃圾桶旁发呆，是在等那个像父亲一样会捡硬币的人。
林定军把不起诉决定书放在吴笛面前时，少年正趴在桌上写作业——是小陈给他带的课本，他说想等奶奶好起来，就回学校读书。“你奶奶的医药费，我们联系了公益基金，还有你父亲生前的工地，他们愿意承担一部分。”林定军把那盒硬币推过去，“这些，是你爸爸留给你的。”
吴笛捏着硬币，突然“哇”地哭了出来，像要把这五年的委屈全哭出来。“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没骗我……”
走出看守所，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林定军回头看了眼，少年正踮着脚，在看守所的铁门上刻着什么，凑近了才看清，是个小小的“谢”字。便利店的老板开车跟过来，手里提着个新书包：“帮我交给吴笛，就说是他爸爸托我买的。”
卷宗归档时，林定军在最后一页贴了枚一元硬币，旁边写着：“有些执念，看似荒唐，却是一个孩子能想到的，最用力的求救。”
小陈抱着新的卷宗进来，封面上的照片有点特别：一个穿旗袍的女人站在博物馆展柜前，手里拿着块玉佩，展柜里的同款玉佩不翼而飞。“林检，这案子有点玄乎，监控拍到她接触过展柜，但搜遍了她全身和随身物品，都没找到玉佩。”
林定军拿起卷宗，怀表在口袋里轻轻震动，表盘里映出女人的旗袍下摆，绣着朵将开未开的玉兰花，和展柜里玉佩上的花纹一模一样。他翻开第一页，嫌疑人姓名那一栏写着“苏曼”，职业是“旗袍设计师”。
“去博物馆看看。”林定军指尖划过照片里的玉佩，直觉告诉他，这消失的玉佩背后，藏着比盗窃更复杂的故事，就像那枚被反复偷扔的一元硬币，看似微不足道，却牵着一整个世界的温柔。
阳光透过检察院的玻璃窗，落在卷宗上，玉佩的照片在光线下泛着温润的光，像有什么秘密，正等着被轻轻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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