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吴的“日程调整”如投入池塘的石子，在学术圈内激起了一圈不大不小、却足以引起有心人注意的涟漪。几位与他有过合作或竞争的学者私下议论，猜测这位一向活跃的伦理学家是否遇到了什么“麻烦”。林晓通过多个伪装的身份在几个专业社交群组里小心观察，捕捉到一些碎片信息：有人提到吴教授最近婉拒了某顶级期刊的审稿邀请，理由是“工作量饱和”；还有传言说，他所在研究中心内部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业务合规自查”，重点涉及外部顾问项目的管理流程。
“压力传导得比预想的要快。”苏晴分析着这些零碎信息，“大学机构最怕的就是合规丑闻和舆论风险。哪怕只是捕风捉影的质疑，只要涉及‘利益冲突’和‘伦理审查’这种敏感领域，就足以让管理部门紧张，进而对当事人施加约束。”
“我们的匿名举报和质询函，就像在他周围布下了一片雷区。他每走一步，都要格外小心，生怕触雷。”余年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但这还不够。雷区只能限制他的活动范围，我们要的是让他自己踩响那颗能炸开缺口的雷。”
他转向周晓芸：“针对埃利奥特·吴过去参与项目的技术细节，尤其是那些最终出现严重不良事件或不了了之的项目，有没有可能找到当时的参与者——比如被解雇的研究员、离职的助理、或者心存不满的合作方？他们或许握有更具体的内部信息，甚至是不为人知的证据。”
“我正在尝试。”周晓芸调出几个加密的搜索界面，“他参与的许多项目都涉及跨境合作，人员流动性大，而且保密协议通常很严格。但压力之下，总会有缝隙。我筛选了几个曾与他团队有过公开纠纷或非正常离职的人员，正在通过极其迂回和匿名的方式尝试建立初步接触。不过，这类人往往疑心重，对任何主动接近都抱有戒心，进展会很慢。”
“没关系，种子埋下去就行。我们现在有的是耐心。”余年顿了顿，“另外，赵老那边流出的文件摘要，你怎么看？”
周晓芸调出那份文件的全文扫描件，虽然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措辞背后的意图清晰可辨：“他在给我们指明一条‘明路’，或者说，一条被允许的、更高级别的斗争路径。将‘灯塔’案定性为‘危害人类罪’或‘生物安全威胁’，意味着可以动用更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协作机制。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提供的证据链必须坚实到足以通过最高级别的审查，甚至要能承受国际法庭级别的质证。这比在国内起诉诺亚商业欺诈的难度高了不止一个量级。”
“难度高，但一旦成功，效果也是毁灭性的。”苏晴接话，“如果能将诺亚、‘远帆信托’、‘灯塔’乃至‘幽灵船队’的整体罪行，以‘危害人类罪’的框架打包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或相关联合国机构，那就不再是我们一个小团队在对抗一个犯罪网络，而是将问题提升到了全人类良知和国际法维护的层面。届时，任何试图包庇或阻挠的力量，都将承受巨大的道义和国际压力。”
“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高棋。”余年总结道，“赵老在暗示，如果我们有能力走到那一步，他会提供某种程度上的‘便利’或至少是‘默许’。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自己拿出够分量的东西。所以，晓芸，除了追查埃利奥特·吴，你和日星、老周配合，开始系统地按照‘危害人类罪’的证据标准，重新梳理、强化和补充我们已有的所有关于‘灯塔’非法试验、残害生命、器官贩卖的证据。特别是许婕的记忆输出，要请顶级的法医心理学家、创伤专家和生物医学专家介入，形成具备法律效力的专家鉴定报告。”
“明白。我会立刻组建一个虚拟的跨学科专家小组，所有成员匿名，通过‘洁净’环境进行线上协作，确保安全。”周晓芸感到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但眼中却燃起了更炽热的火焰——这是将技术、法律与正义推向极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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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岸那个偏僻的修船厂。“扳手”的第二份报告通过死信箱传来，内容更具体，但也透着更浓的危险气息。
“厂老板的侄子外号‘小螃蟹’，确实在跟‘海豚’的人跑腿，主要是在附近几个岛之间送‘小件快递’。他承认‘卡利博之星’来修船那几天，有艘没开灯的黑色快艇半夜来过，卸下几个带冷藏标志的银箱子，又装走了一些用防水布包着的长条形东西。他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但听见快艇上的人用英语低声说什么‘样本状态稳定’、‘下次要新鲜的’。快艇走的时候，他瞥见船舷有个模糊的标记，像是……一个简化了的乌贼或者章鱼图案。”
乌贼或章鱼图案？周晓芸立刻在数据库里搜索。很快，她找到了一条关联信息：大约一年前，国际海事局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马来半岛东岸曾出现过几艘涉嫌走私濒危物种的小型船只，船体上涂有类似的简化头足类生物图案，怀疑是某个小型走私团伙的标识。该团伙活动区域与苏禄海部分重合。
“所以，‘幽灵船队’的外围运输，可能分包给了‘海豚’甚至更小的‘章鱼’团伙。层层转包，降低风险。”老周分析，“‘卡利博之星’可能是区域性的集散点或中转站，从‘幽灵船队’的大船接收‘货物’，再通过这些小团伙分散运往最终目的地，或者进行临时储存。”
“那个标记很重要。”程日星说，“如果能确认是哪个团伙的标识，或许能顺藤摸瓜，找到他们经常使用的码头、接应点，甚至抓到现行。”
“让‘扳手’想办法，在不惊动‘小螃蟹’的前提下，弄清楚那个标记更具体的样式，最好能拍到照片。同时，查清‘小螃蟹’最近的活动规律和联系人。”余年指示，“但一定要提醒‘扳手’，安全第一。这些小团伙往往更无法无天，警惕性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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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安全点。许婕的记忆挖掘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但产出持续的阶段。在心理医生的专业引导和药物辅助下，她不再需要强烈刺激就能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往往与特定的感官刺激相关联：某种特定频率的仪器蜂鸣声会让她想起“数据滚动的声音”；心理医生在严格控制下测试，使用一种略带甜腥的化学试剂气味会瞬间触发她对“甜味”的恐惧和描述；甚至特定角度的光线投射，会让她下意识地做出遮挡或眯眼的动作，并含糊提到“顶光太刺眼，看屏幕反光”。
心理医生将这些感官线索与许婕的涂鸦、描述进行系统关联，逐渐构建起一套关于“灯塔”内部那个监控操作环境的“多感官档案”。这份档案不仅包括视觉界面、操作流程，还包括环境噪音、光照条件、甚至空气成分的细微线索。它越来越像一份来自地狱的、事无巨细的“环境调查报告”。
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婕开始无意识地重复一些简短的口令或操作提示短语，用的是英语，带着一种机械的、毫无情感色彩的语调，例如：“样本编号确认。”、“脱靶率阈值突破，启动三级干预协议。”、“气体释放倒计时：三、二、一。”
这些短语，与她之前描述的界面操作和警报处理过程完美对应！这几乎可以断定，是她在“白房间”内反复听到的系统语音提示或操作指令，被深深烙印在了她的听觉记忆里。
周晓芸如获至宝。她立即组织语言学和声纹专家，对这些短语的录音进行分析——在许婕无意识状态下秘密录制，经过伦理审查和许可的，试图确定其可能的来源——是商用医疗监控系统的标准提示音？还是定制化系统的专属语音？不同的语音合成引擎、录音者口音、背景噪音特征，都可能成为追踪系统来源的线索。
与此同时，苏晴开始着手将许婕的所有记忆输出、心理评估报告、以及多感官档案，按照“危害人类罪”证据的要求进行专业的法律转化和固定。她联系了国际上几位在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证据领域享有盛誉、且以正直敢言着称的法医学和心理学专家，通过极其隐蔽的渠道，请求他们以匿名方式对材料进行审阅和评估，为将来可能提交国际机构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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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周晓芸在“洁净”环境中，再次检测到那个神秘“无名”来源发出的、关于“信天翁”坐标的通讯数据包有被轻微触碰过的痕迹。不是破解或反向追踪，更像是……有人在远处，用同样的技术手段，对这个数据包进行了一次极其隐蔽的“状态查询”，如同在检查一个早已布下的诱饵是否被触动过。
她立刻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余年。
“有人在等我们咬钩，或者，在观察我们对这个饵的反应。”余年眼神微冷，“‘信天翁’的坐标像个鱼饵，抛在那里。杨丽娅，或者她背后的势力，想看看我们是会无视，会好奇探查，还是会采取行动。而那个查询痕迹，可能是抛饵者在确认鱼儿是否靠近。”
“我们怎么办？”周晓芸问。
“派一艘不起眼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无人侦察艇，远程操控，去坐标点外围五十海里范围，做一次最常规的海洋水文数据收集，全程公开民用频段信号，扮演最普通的科研船只。”余年做出决定，“看看会不会有‘意外’相遇。同时，通知‘扳手’，暂时不要接近苏禄海那片区域，但可以留意周边有没有其他势力活动的传闻。”
他走到窗前，虽然外面只是模拟的夜色。“风声越来越紧了。埃利奥特·吴在退，赵老在划线，‘幽灵船队’在分化，许婕的记忆在苏醒，杨丽娅在试探……各方都在动，也都在看。接下来，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打破平衡的那一下。”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指挥室内熬夜工作的众人，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加快节奏，但更要踩稳脚步。我们要在风暴真正到来前，把锚抛得更深，把网织得更密。”
无形的压力在积聚，多方的视线在交错。而在黑暗深处，那座名为“灯塔”的罪恶堡垒，其轮廓在越来越多的微光照射下，正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狰狞。真正的总攻尚未开始，但前哨战的硝烟，已悄然弥漫在信息、海洋与人心的每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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