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郊外的一处僻静庄园，被精心改造成了一座特殊的“民国学校”。庄园远离城市的喧嚣，四周被茂密的树林环绕，园内保留着老式的建筑、庭院，甚至还有一片开垦的田地，环境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学堂、文人故居颇为相似。在陆砚辞的要求下，《觉醒年代》所有主要演员都必须在这里完成为期两个月的“沉浸式特训”，彻底摒弃现代仪态与思维习惯，全方位贴近历史人物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
饰演李大钊的黄博，肩负的特训任务最为繁重。他深知李大钊先生是东方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不仅要在外形上形似，更要在精神上神似，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也是莫大的荣誉。
首先要攻克的是语言关。他专门聘请了京都大学研究民国语言的周教授，一对一学习地道的民国北方口音。这并非简单的方言模仿，而是要还原当时知识分子的语音语调、用词习惯——比如“民主”“科学”等外来词汇在民国时期的发音重音与现在不同，“先生”“诸位”等敬语、谦辞的使用场景与语气，甚至说话时的停顿、换气方式，都要一一打磨。每天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庄园的树林里便会传来黄博诵读的声音，从《庶民的胜利》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到《青春》，每天雷打不动地诵读《李大钊文集》一小时。他并非机械地朗读，而是一边读一边揣摩先生的思想脉络与情感起伏，感受文字背后的力量，让语言与情感融为一体。
为了体验角色在五峰山边写作边劳作的清贫生活，黄博特意跟着庄园附近的老乡学习砍柴、挑水、种菜。他穿上粗布衣衫，脚踩布鞋，拿起沉重的柴刀，在山林里砍伐枯枝。刚开始时，他不得要领，柴刀总是砍偏，手掌被磨得通红，几天后便冒出了清晰的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疼得钻心，但他依然坚持每天上山砍柴两小时。挑水时，他学着老乡的样子，用扁担挑起两只装满水的木桶，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甚至磨出了淤青，却依然坚持每天往返十余次，将水缸装满。“李先生不是一个只会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深入民间，了解民众的疾苦，他的思想植根于大地与民众之中。”黄博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一边说道，“这种劳作的经历能让我更贴近他的生活状态，理解他为什么会为劳苦大众发声，为什么会坚信‘庶民的胜利’，这是坐在书房里无法体会到的。”
除此之外，他还反复观看仅存的李大钊先生行走影像资料——那是一段模糊的黑白片段，时长不足一分钟，却记录了先生的步态与姿态。李先生因长期伏案写作，背部略显“前倾”，但行走时步伐沉稳而有力，透着一股坚定与从容。黄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刻意调整自己的站姿、步态，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保持着这种状态，让身体形成肌肉记忆。他还模仿李先生的饮食习惯，以粗粮、蔬菜为主，少吃油腻辛辣，让自己的体态、精神状态更贴近那位清贫而坚定的先辈。
新人演员王辰为了演好鲁迅，几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他深知自己资历尚浅，而鲁迅先生是文坛巨匠，精神世界复杂而深邃，要演绎好这个角色，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甚至要“成为”鲁迅。
首先从最基础的执笔姿势开始。他苦练民国时期的毛笔书法，每天坚持书写一百个大字，临摹鲁迅的手稿。他不仅要求字迹相似，更要模仿先生写字时的力度、节奏，甚至是笔画间的停顿与转折。为了找到感觉，他专门购买了与鲁迅同款的毛笔与宣纸，反复练习握笔的姿势——先生习惯用三指握笔，笔尖略偏左，书写时力道遒劲，笔画棱角分明。王辰的手指常常被毛笔磨得生疼，但他依然坚持每天练习三小时以上，直到握笔的姿势、书写的节奏都形成肌肉记忆。
他的房间里，墙上贴满了放大打印的鲁迅照片，从青年时期的青涩、中年时期的锐利到晚年时期的沧桑，不同时期的神态、眼神都被他反复凝视、揣摩。他试图捕捉那眼神中“锐利与悲悯”交织的复杂神韵——对敌人的“横眉冷对”，对民众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他还阅读了大量关于鲁迅的传记、回忆录，甚至包括先生的日记、书信，试图从字里行间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理解他的喜怒哀乐。
在陆砚辞的特批下，王辰远赴鲁迅故乡的老宅。那是一座古朴的江南民居，白墙黛瓦，庭院里有先生亲手栽种的皂荚树，书房里的书桌、椅子、油灯都保留着原样。王辰在那里住了整整一周，他睡在先生曾经睡过的木板床，坐在先生曾经伏案写作的书桌前，漫步在老宅的庭院里，感受着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清晨，他在庭院里诵读先生的作品；夜晚，他坐在油灯下，模仿先生写作的姿态，想象着先生当年如何在灯下奋笔疾书，如何为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在老宅的那些日子，我仿佛能感受到先生的气息，能理解他文字中的力量从何而来。”王辰说，“那种沉浸式的体验，让我对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再是停留在表面的模仿，而是真正走进了他的精神世界。”
全体演员则统一接受民国礼仪和服饰穿戴培训。请来的礼仪专家是研究民国社交礼仪的权威，年近七旬的陈教授，他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老照片，还亲自示范，手把手地教演员们各种礼仪细节。
“文人之间见面鞠躬需弯腰45度，这是平辈之间的礼仪；若是对长辈或上级，需弯腰60度，表达尊重；面对民众演讲时，站姿要挺拔而不僵硬，双手可自然下垂或放在身前，体现文人的风骨。”陈教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与人握手时，力度要轻柔而坚定，不能过于用力显得粗鲁，也不能过于轻柔显得敷衍，眼神要注视对方，表达真诚。坐姿方面，坐时需挺胸收腹，双手放在膝上或桌上，不可跷二郎腿，这在当时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演员们分组练习，陈教授在一旁巡回指导，随时纠正他们的动作：“你这个鞠躬角度太浅了，显得不够尊重；他这个握手力度太轻了，没有体现出坚定；注意坐姿，腰背要挺直，不能驼背。”
服饰穿戴更是精益求精。请来的服饰专家李老师，曾参与过多部历史剧的服饰设计，对民国时期的服饰有着深入的研究。她带着团队为每位演员量身定制了服装，从长衫、马褂到西装、旗袍，每一件都严格遵循当时的款式、面料、工艺。
“长衫的穿法有讲究，先穿左襟，再穿右襟，扣子要从右往左系，第一颗扣子必须系紧，不能松开；腰带的缠绕方式要简洁，末端要自然垂在右侧，长度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李老师亲自为演员示范长衫的穿法，“布鞋的穿法也有规矩，需先穿袜子，袜子要平整，不能有褶皱，布鞋的鞋带要系得简洁牢固，不能松散。”
她还强调：“民国时期的服饰不仅是穿着，更是一种身份与礼仪的体现。比如陈独秀先生作为留洋归来的学者，常穿西装，搭配领带，体现他的激进与开放；李大钊先生更爱穿长衫，体现他的质朴与传统；鲁迅先生则有时穿长衫，有时穿短衫，根据场合不同而变化。穿戴的方式、服装的款式，都能反映出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绝不能马虎。”
演员们反复练习穿戴流程，从穿袜子、布鞋到穿长衫、系腰带，每一个步骤都力求熟练、自然，直到能够在不借助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快速、规范地完成整套穿戴，并且在行动中不显得别扭。
一次试拍“李大钊在五峰山煤油灯下写作”的片段，镜头里，黄博身着粗布长衫，坐在简陋的木桌前，面前摆着复刻的煤油灯，灯光摇曳，映照着他专注的脸庞。他握笔的手指因长时间书写而微微痉挛弯曲，眼神中透着对国家命运的忧思与对未来的坚定，嘴里低声诵读着《青春》中的句子。导演喊“卡”之后，黄博依然坐在原地，目光怔怔地望着跳动的灯焰，半晌没有回过神来，嘴里还在喃喃自语：“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一位在场的历史顾问，曾长期研究李大钊先生，目睹此景，忍不住红着眼眶低声对同事说：“那一瞬间，我好像真的看到了李先生……他的神态、他的眼神、他身上的气质，太像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坚定与温柔，那种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情，完全被黄博演绎出来了。”
这场沉浸式特训，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演员们不仅在外形上贴近历史人物，更在精神上与他们产生共鸣，努力“活成历史人物的样子”。他们放弃了现代的舒适生活，沉浸在民国的语境与氛围中，只为在镜头前呈现出最真实、最鲜活的历史人物，不负先辈，不负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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