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九日清晨，距离日军预定的进攻时间还有三天。
铁砧峪的训练场上没有传来往常的操练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迥异以往的景象。在临时搭建的草棚下，各营连的干部和战斗骨干围着沙盘和地图，正在进行一种全新的“作战复盘与推演会”。
“同志们看这里。”老赵作为主持者，用木棍点着沙盘上标注着“青石岭”的地形模型，“一年前的青石岭阻击战，我们用一个营挡住了日军一个大队五天。现在回过头分析，哪些做对了，哪些还能做得更好？”
一营长刘顺子站起来：“当时我们把主力放在反斜面是对的，避开了鬼子炮火。但前沿警戒阵地设得太近，鬼子第一次炮击我们就伤亡了十几个。要是把警戒哨再往外推两百米，用交通壕连接，伤亡能减少一半。”
“对，这叫‘弹性防御纵深’。”老赵在黑板上写下这几个字，“还有呢？”
“火力配置可以优化。”一个参加过青石岭战斗的排长发言，“当时我们机枪都放在正面，鬼子一迂回就难受。现在看，应该在两侧高点设隐蔽机枪巢，形成交叉火力。”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从青石岭说到黑风隘摩擦战，从破袭战说到李家洼反包围。每个战例都被掰开揉碎，分析得失。新提拔的参谋人员负责记录，整理成《四团典型战例分析手册》——这是凌云要求的，要把经验变成可以传承的知识。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总结？”有战士不理解。
“因为接下来这一仗，可能会是我们打过的最硬的一仗。”凌云亲自来到讨论现场，“以前我们打游击，打的是灵活；后来打阻击，打的是坚韧；现在鬼子要用三个打击群、战车火炮来对付我们，我们要学会打‘聪明仗’。聪明从哪里来？从过去的血里、汗里、牺牲里总结出来！”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我们要让每一次牺牲都有价值，让每一个教训都变成下一次胜利的基石。”
整训的第二部分是“技术革新与应急训练”。
在兵工厂所在的溶洞里，厂长老李正带着一群骨干试验新装备。工作台上摆着几件看起来简陋但设计巧妙的东西。
“这是改进型‘铁拳’。”老李拿起一个发射筒，“原来射程只有五十米，精度差。我们加长了发射管，改进了尾翼设计，现在有效射程能达到八十米，精度提高了三成。更重要的是——”他指着战斗部，“这里加了预制破片套，爆炸后破片更均匀，对步兵也有杀伤效果。”
“对付鬼子的坦克够吗？”有人问。
“正面不够，但打侧面和后面有希望。”老李实话实说，“关键是要靠近了打。所以我们配合研究了这个——”他拿起一个用树枝和麻绳编成的伪装网，“简易伪装披风。炮兵观察员用这个，五十米外鬼子很难发现。”
另一边，工兵排在试验新的爆破技术。老吴——就是那个炸老鸦桥时幸存下来的老兵，现在已经是工兵排副排长——正在讲解：“鬼子这次肯定有坦克，咱们没有反坦克炮，怎么办？用‘连环雷’。”
他在地上画示意图：“把三到五个地雷或炸药包串联，埋设在坦克必经之路上。第一个炸履带，第二个炸车体，第三个炸炮塔。不求全毁，只要让它趴窝就行。一辆趴窝的坦克，就是最好的路障。”
针对日军可能使用的火焰喷射器，卫生队也拿出了应对方案。唐静文亲自示范：“如果被火焰烧伤，第一要务是隔绝空气，不能让火继续烧。要用湿布、泥土、甚至直接在地上打滚。然后尽快用剪刀剪开衣物，注意不能硬撕，会把皮肤撕下来。清洁要用大量凉开水或生理盐水，绝对不能抹酱油、香油这些土方子，会感染！”
她边说边操作，边上有卫生员记录要点。这些知识将编成简易手册，发到每个班。
最让战士们感兴趣的是“步兵反坦克小组”训练。每个营都挑选了二十名最机灵、最勇敢的战士，组成专门的反坦克小组。训练科目包括：如何隐蔽接近坦克，如何判断坦克的观察死角，如何在坦克机枪扫射下翻滚前进，以及最重要的——如何把集束手榴弹或炸药包塞到坦克履带或发动机盖上。
“记住，坦克不是无敌的！”教官——一个从八路军调来的、有过反坦克经验的老兵——大声吼道，“它有盲区，有弱点，有怕的东西。咱们怕它，它里头的鬼子也怕咱们！狭路相逢，勇者胜！”
训练场上，战士们一遍遍练习匍匐、翻滚、投掷。装满沙土的汽油桶权当坦克，战士们要在规定时间内接近、投弹、撤离。不合格的重来，受伤的简单包扎后继续。
“是不是太残酷了？”看着一个战士因为动作慢了零点几秒被判定“阵亡”，徐政委有些心疼。
“残酷，但必要。”凌云站在他身边，看着训练场，“政委，接下来的战斗，可能比我们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残酷。多流一滴汗，战场上就可能少流一滴血。”
整训的第三部分，也是凌云最重视的部分——“大兵团作战思维导入”。
十月十日下午，团部会议室里坐着的不只是四团的干部，还有一师其他几个团派来的参谋人员和营连级指挥员。这是师部批准的“联训交流”，目的就是让各部队提前熟悉协同作战。
黑板上写着一行大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我们该如何转变？”
讲课的是凌云。他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和所有人围坐在一起。
“同志们，我们打了这么多年游击战，最擅长的是什么？”他问。
“分兵袭扰！”有人答。
“避实击虚！”另一个说。
“打了就跑！”
“对。”凌云点头，“这些都是游击战的精髓，是我们在敌强我弱时活下来的法宝。但现在，情况在变化。敌人要用大兵团、重装备来对付我们，我们还能只靠‘打了就跑’吗？”
他走到地图前：“大兵团作战，核心是什么？是协同，是配合，是全局意识。一个团打得好不算好，要整个师、整个战役方向打得好才算好。”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四团在铁砧峪阻击日军第一打击群。一团的同志们在东面，该怎么配合？是直接来增援我们吗？不一定。也许更好的选择是打击鬼子的后勤线，让他们前线部队没饭吃、没弹药。三团的同志在西面，也许应该佯攻日军某个据点，迫使鬼子分兵。这样，我们四团正面压力就小了。”
“这叫‘战役配合’。”凌云写下这四个字，“每一个部队都不是孤立的棋子，而是整盘棋的一部分。你的行动要服务于全局，也要利用全局创造的机会。”
他详细讲解了运动战的基本原理：如何通过大范围机动制造局部优势，如何选择有利战场，如何组织步炮协同（虽然现在火炮很少），如何在撤退中寻找反击机会。
“重点不是‘守不守得住’，而是‘打不打得赢’。”凌云强调，“如果我们能在运动战中吃掉鬼子一个大队，哪怕放弃铁砧峪，也是胜利。反过来，如果我们死守阵地全军覆没，就算阵地没丢，也是失败。”
这些话对很多习惯了“坚守阵地”思维的干部来说，是巨大的冲击。但没有人反驳，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李家洼的战斗——如果不是凌云果断放弃固守、组织反包围，三营可能真的就没了。
“凌副参谋长，”一个三团的营长提问，“如果按这个思路，我们是不是要做好长期转移、甚至放弃根据地的准备？”
“是的。”凌云回答得很干脆，“在战略防御阶段，根据地是我们的家，要拼命守住。但在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过渡的阶段，我们的眼光要放得更远。今天的放弃，是为了明天在更大范围内收复。这个道理，我们干部要先想通，才能向战士们讲清楚。”
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不同部队的干部交流经验，探讨协同方案，甚至模拟了几种可能的敌我态势进行推演。虽然时间仓促，但一种新的、更高层级的作战思维，开始在这些中层指挥员心中萌芽。
整训的最后一天，十月十一日，距离日军进攻还有不到二十四小时。
上午，全团举行了简短的誓师大会。没有搭台子，凌云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同志们！三天来，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训练了新的战术，学习了更大的作战思维。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这一仗，将决定皖东根据地还能不能存在，决定我们四团还能不能继续战斗！”
他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鬼子以为，靠飞机大炮坦克就能吓倒我们。他们错了！我们是谁？是从南京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铁军！是青石岭上五天五夜没退一步的硬骨头！是扒过铁路、炸过桥梁、让鬼子听到名字就头疼的‘顽强’四团！”
战士们挺直了胸膛，眼中燃着火。
“这一仗，我们不求全歼敌人——现在还没到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是：让鬼子每前进一步都付出血的代价，让他们的‘秋风扫叶’变成‘秋风扫自己’！然后，我们会转移，会继续战斗，会在更大的战场上，和他们算总账！”
他举起右手：“我向你们保证，也向牺牲的战友保证——今天的后退，是为了明天的大步前进！今天的血，不会白流！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胜利！胜利！胜利！”山呼海啸般的吼声震彻山谷。
誓师大会后，部队进入最后战备。前沿阵地加固完毕，雷区布置完成，撤退路线反复确认，群众转移已经完成了七成。
傍晚，凌云在新建的团部里最后检查作战计划。徐政委走进来，递给他一封信。
“老凌，唐医生让我转交的。她说……等打完仗再看。”
凌云接过，信封很轻，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把信小心地放进贴身口袋，点点头：“政委，家里……就拜托你了。万一我……”
“没有万一。”徐政委打断他，眼圈有些红，“咱们都要活着。你还欠我顿酒呢，说好了胜利那天喝的。”
两人用力握手。
晚上九点，就在全团准备就寝、养精蓄锐迎接明天恶战的时候，机要室的门被猛地推开。
通讯连长陈明脸色煞白地冲进来，手里攥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报。
“团长！紧急情况！内线冒死传出的最新情报——日军行动计划有变！”
凌云一把抓过电报。上面的字迹因为匆忙而潦草，但内容清晰得刺眼：
“竹下紧急调整部署。第一打击群进攻时间提前至——今夜二十四时！第二打击群已秘密运动至铁砧峪西南侧，距离不到十五公里！第三打击群正全速向西北迂回，意图切断我与师主力联系！”
“另，发现日军特种分队约三十人，装备精良，于今日黄昏化装潜入境内。目标研判：我团指挥中枢。重复，目标为我团指挥中枢！”
陈明的声音在颤抖：“团长，现在……离午夜只剩三个小时了。”
凌云看着墙上的钟。秒针滴答，每一声都像重锤敲在心上。
他猛地转身，对门口的值班参谋吼道：“全团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取消一切灯火！前沿部队全部进入阵地！通知徐政委，群众转移加速，能走多少走多少！”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看向窗外漆黑的夜空。
竹下，你果然够狠。
但这一局，还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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